里拉拿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開刀，顯然不是趕20世紀80年代起便流行的“污名化”知識分子的潮流，更非號召“反智”。乍看來，本書似乎和不久前國內引進翻譯的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有些“家族相似”，但與后者潛入私人生活細節(jié)不同，《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開宗明義，將知識分子置于政治的聚光燈下。他聲稱寫下這些文章完全是受“失望感”的驅動，因為他失望地發(fā)現(xiàn)，這些思想者在政治上存在著瑕疵，而這些瑕疵對于知識分子肩負的使命而言可謂是致命的。里拉是“認真對待”知識分子的，在他看來，德雷福斯使命不僅是知識分子的應有之義，而且容不得半點濫用、錯用和怠用，不能決絕于敘拉古的誘惑，便很容易淪為一種助紂為虐。而在另一方面，與《知識分子》的觀點不謀而合，里拉亦將知識分子對暴力暴政的態(tài)度，作為判斷的關鍵性標準。在后記中，他將20世紀的歐洲暴政不僅僅歸結為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于是便不難解釋，何以除了海德格爾、施米特等早已“臭名昭著”的親納粹分子外，不計后果、有辱使命的黑名單里又添加了科耶夫、德里達、本雅明、?？碌热诉@一巨大的懸念。

作為長期觀察歐洲智識文化的美國人，里拉認為，相比起奉行移民政策的美國已然形成的寬容文化，歐洲始終缺乏溫和的智識傳統(tǒng)。而避免這種偏激的出路，作者毫不含蓄地給出了自己的立場，并且以一種不甚寬容的方式，批判著自由主義文化之外的其他生活組織形式。這樣一種決絕的態(tài)度，與其寬闊的視野、別具慧眼的洞察，形成有趣的對比。而文本內含的緊張，又似乎更容易激發(fā)讀者思考的動力。況且，借美國學者的眼睛審視20世紀的歐洲知識界，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毋寧是一個微妙的角度，視野所及之角落，恐怕是通過對歐洲或美國的“直視”所無法輕易抵達的。

只是，翻譯有別于閱讀，譯者由于翻譯而使自己更大程度地附著于文本之上，倘使譯者的性情與文本的觀點之間發(fā)生沖突，就像愛情的花朵凋謝于充分了解之后，翻譯的結束，似乎暗示著情感上的解脫。而這樣一本譯著的性格，并非因為語言的轉換，而是在另一種文化背景的映襯下鮮明起來。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于中國亦然，但事先為知識分子劃定價值標簽，出身于西方自由社會的作者，守護自己所信賴的價值，本無可厚非，然一旦移譯他地，那種將自由主義文化以外的其他價值，簡單地劃為政治禁忌，不能不為讀者細察。

合作翻譯，是本書兩名曾經(jīng)同窗、同寢室的譯者的諸多共同夙愿之一。而此次跨越千山萬水的合作則多少有賴機緣巧合。盡管難免要歸功于現(xiàn)代網(wǎng)絡技術超越了距離，但若非此距離，就無從曉得友誼的價值與珍貴。而友愛或可看作是本書譯者在文本之外對知識分子遭遇政治困境的補充。本書一、二、五章及后記由王笑紅譯，序言及三、四、六章由鄧曉菁譯，最后由王笑紅統(tǒng)稿。盡管譯者極盡審慎之義務，然專業(yè)、視野和水平所限，訛誤之處在所難免，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鄧曉菁 王笑紅

2005年9月 于基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