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作家穆齊爾（Robert Musil）在他的著名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中說：“人們必須首先像一個小丑被他的緊身衣束縛那樣，在他們的種種可能性、計劃和感情中受到各種偏見、傳統(tǒng)、困境和局限的約束，他能提出的東西，也許才有價值、才能生長和持久。”這對于任何大思想家來說都是如此，對海德格爾當然也不例外。

三十而立。人們一般也是認為海德格爾只是在30歲以后，更確切地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在弗萊堡大學所開的課中表明他走上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先學神學、后又轉(zhuǎn)學哲學的學生，通過教授資格論文后在大學當講師。在這期間，他基本是循規(guī)蹈矩的學院中人。早期對天主教神學的學習使他自然受到經(jīng)院哲學的很大影響。而他在中學時期就讀過的《論存在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義》則使亞里士多德成了他私淑的導師。希臘哲學批判的實在論和亞里士多德—經(jīng)院哲學的傳統(tǒng)，構成了他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之前的哲學基礎，盡管他此時的興趣主要在邏輯和范疇學說方面。當然，這種思想傾向與當時統(tǒng)治德國大學哲學的新康德主義哲學是很合拍的，事實上，海德格爾此時除了亞里士多德和經(jīng)院哲學的傳統(tǒng)外，也受到新康德主義的很大影響。從海德格爾的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論文中都可以明顯看出這些影響。這兩篇論文基本上是標準的學院論文，中規(guī)中矩，但很難說有什么自己原創(chuàng)性的東西，或者說，即使有，也只是微乎其微。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及其進行，對歐洲人的文化意識的沖擊和改變用“天崩地裂”四字來形容都不為過。“自由時代滿足了被長時間的和平時期慣壞了的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文化樂觀主義，這個社會的進步信仰在戰(zhàn)爭的風暴中崩潰了，這次戰(zhàn)爭最終成了一個與所有以前的戰(zhàn)爭完全不同的東西。決定戰(zhàn)爭進程的不是個人的勇氣或軍事天才，而是所有國家重工業(yè)的軍備競賽。在戰(zhàn)爭中，無辜的自然，農(nóng)田和森林，村莊和城市被毀，戰(zhàn)爭的恐怖讓在壕溝和掩體中的人最終沒有別的想法，只有卡爾·楚克麥耶（Carl Zuckmayer）當時所說的：‘一下子，一切就完了。’”（Hans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 Bd．3，S.177．）這個“天崩地裂”的見證者伽達默爾對當時歐洲人絕望心態(tài)的描述，可以看做是促使海德格爾走上他自己的思想道路的時代背景。

海德格爾自己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他經(jīng)常暗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暴露了歐洲“理性”的無力，公開了傳統(tǒng)的崩潰。但是，他只是把20世紀的戰(zhàn)爭和種種事件視為一個內(nèi)在崩潰的外部表征，從中看到了一個長期以來擺在思與詩面前的任務。就如他在《語言的本質(zhì)》中所引的格奧爾格（Stefan Anton George）的詩句：“這些是烈火的征兆，不是信息。”但他在海德堡科學院的就職演講中追溯崩潰的征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1910—1914年之間“那些激動不安的年月”，其標志是尼采的《權力意志》、克爾凱郭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譯、人們對黑格爾和謝林日益增長的興趣、里爾克和特拉克的詩歌、狄爾泰的《全集》。（Cf．Otto Pggeler，Heidegger in seiner Zeit，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1999，S．8990．）

在海德格爾看來，西方文明的命運實際上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命運，西方文化的問題說到底是西方哲學的問題，他和他的老師胡塞爾一樣，把哲學視為西方文化的特征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