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調整為"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聽婚娶"。這正符合民間"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的說法,開始生育也就鎖定在男子十七歲、女子十五歲左右。參見萬歷《明會典》卷69。特殊地說，男婚女嫁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童婚、娃娃婚、指腹為婚作為補充形式大量存在，助推早婚早育社會風俗。

四是倡導大家庭的政策。儒家學說在"孝"的旗幟下將"我"的存在泯滅在倫理道德之中，變成僅僅是我父母的兒子或女兒；落實到家庭，就是維護父母的核心地位，把兒女子孫都籠絡在父母、祖父母膝下盡孝，建立起以父母為絕對權威的大家庭。孔子有"父母在，不遠游"的訓教，子孫后代只有留在父母身邊行孝才為本分。公元742年唐玄宗降詔："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參見杜佑《通典》卷6《食貨》6。這里放丁賦役同家庭規(guī)模成正比，用現(xiàn)代統(tǒng)計學解釋，獎勵是帶有加權累進性質的。維護大家庭不僅有獎，而且也有罰："諸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諸養(yǎng)子所養(yǎng)父母無子而舍去者，徒二年"。參見《唐律疏議》卷12。久而久之，四世同堂、五世其昌聯(lián)合式大家庭日漸繁盛，家族勢力也逐漸擴大。

五是干預機械變動的人口政策。直接干預機械變動的人口政策,主要通過遷移、流動吸引人口增加，構成歷代封建王朝人口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前面提到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聚"政策中，"聚"即是吸引外來移民，通過吸引外來移民增加本國人口，增強基本國力和軍事力量。在這方面，商鞅變法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商鞅看到周圍韓、趙、魏等國"土狹而民眾"，秦國則"人不稱土"，就想把這些國家特別是三晉的人口吸引過來，使其從事農耕，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鞏固后方，供給軍需，支援戰(zhàn)爭。同時，吸引移民可以"捐敵"：三晉的人口來秦安家落戶，敵國人口和軍隊數(shù)量必然隨之減少，無形之中削減了敵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增強了秦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怎樣吸引三晉人口遷移來秦從事農業(yè)生產呢？主要通過"廢井田，開阡陌"改革。廢除舊的井田制，招募移民開墾荒地，為他們提供多種便利，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為吸引外來移民創(chuàng)造了最重要的條件，也是當時比較優(yōu)厚的條件。同時，商鞅變法中的獎勵辦法規(guī)定，凡是農民生產的糧食、布帛超過一般產量的，免除本人的徭役和賦稅；而棄農從事工商業(yè)或不務正業(yè)致貧者，全家罰做官奴。這樣的獎罰并用政策，調動了本國和外來移民從事農業(yè)生產的積極性，為戰(zhàn)勝并統(tǒng)一其他六國打下經濟基礎。

秦以后除小國封建割據(jù)時期外,漢、唐、宋、明、清等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吸引移民，主要表現(xiàn)為區(qū)域性的人口政策。如東漢以后，北方地區(qū)經歷魏晉南北朝、安史之亂、五代十國長期戰(zhàn)亂，人民流離失所，紛紛舉家南遷，黃河流域田園荒蕪嚴重。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實行在北方"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的政策參見《明史?食貨志》。，促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人口回遷，引導人口合理分布。更能體現(xiàn)封建帝國人口遷移政策的，是戍邊屯田。類似今天新疆、內蒙古、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屯田，歷代早已存在，無疑以軍隊為主體。同時也吸引內地移民前往，給予不同的優(yōu)惠政策，對促進人口增長和邊疆的鞏固，起到一定的作用。

六是提高人口素質的政策。前文提到,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伏羲氏便以鹿皮為信物和證物，規(guī)定結婚時凡出示鹿皮能夠對得上者，證明是本氏族兄弟姊妹，就不得結婚，開中國優(yōu)生之先河，幫助了該氏族部落的崛起。孔子所說"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系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參見何孟春注《孔子家語》。這里，孔子主要從"重人倫"角度講同姓不婚，卻正中"同姓為婚，其生不繁"的生物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