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政治創(chuàng)建行動中,關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個人意志以及被稱為“人民”的政治集體。在社會公平還沒有到來之前,人們還需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哪些艱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賦予共同體成員以相同的權利?私有權的裁定就是一例。而至于貧窮與富有的差異,是基于這個平等基礎之上的社會差異,是可容忍的,與平等與否沒有關系。
這里存在一種有關平等的循環(huán)式論證:賦予全體社會成員以平等的權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內涵就是全體成員享有同等權利,而這個共同體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體。這個由平等者所構成的共同體,實際上也造就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個體,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們按照契約結盟、合作以及競爭。契約論不僅回答了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問題,更為關鍵的是意味著立約行動是現(xiàn)代人格的發(fā)生現(xiàn)場。而獨立個體與立約資格相輔相成,進而可見,賦權的對象正是這個公民個體,在理論上立約的發(fā)生先于賦權。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人權平等并不適用于婚姻契約的狀況,平等者的共同體因為性別而喪失其邏輯一致性。盧梭在其另一部著作《愛彌兒》中認為,作為公民個體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過對男人的服從,來踐行個體公民對公共權力的維護。就是說如何鑒定女人的政治屬性,不能根據(jù)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為——她是否在自然基礎之上維持著家庭的合理秩序。這樣一來,公民個體就成了男性公民個體,而成為一個女公民,不是與社會一道從自然狀態(tài)走向道德狀態(tài),而是自然狀態(tài)就等于道德狀態(tài)。這里的矛盾在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告訴我們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據(jù),并且盧梭還明確指出自然狀態(tài)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從問題,而婚姻的出現(xiàn)則是一種轉變,婚姻并非天然??墒窃凇稅蹚泝骸分校R梭又提出婚姻是一種基于習俗的自然基礎,那么,到底何為自然?契約論締造的難道僅僅是男性公民個體?顯然,女人還滯留在自然狀態(tài),但盧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狀態(tài)中沒有誰服從誰的問題,這又回到了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解釋之中,女人成了懸而未決的、部落聯(lián)盟之外的、締約雙方的第三類存在。
《人權宣言》的法文全稱是《人與公民權利的宣言》,此處,“人”與“公民”兩個詞的并列說明了什么?人與公民是一種什么關系,是人在定義公民還是相反,人與公民之間的空隙暗示著什么?可見,是“公民權”在擴展人之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權僅僅是在人與國家的關系中來規(guī)定人的平等狀況,而在這個關系之外,平等一定會遭遇現(xiàn)實差異,激發(fā)并提升人們對于差異的敏感度,進而讓權利與體驗保持某種緊張關系,在這個更為幽微曲折的關系中去構造新的權利形象。公民權之于人,并非是飽和與對等的,公民權是在人的現(xiàn)實狀況中得到理解的,即是什么人就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就以什么樣的身份去踐行公民權,并獲得一種肯定的陳述,“生而平等”的天賦之權僅僅是一種預設和指令。
因此,從人權奠基而來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經(jīng)是一種普遍性的保證。更進一步,當我們說平等的時候,實際是在根據(jù)人的自我完善性來想象生命的理想狀態(tài)。而政治范疇之下的權利平等,是在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中得到確認的,就是說在國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權利層面都被同等對待,而其實踐則體現(xiàn)在立法與司法行為中。因此,人權平等只是針對抽象的全體公民,而對這個共同體的構成性問題予以懸置,并將生活世界的差異性排除在外。平等不是邏輯的終點而是起點,女權平等恰恰是從這里出發(fā),去詰問“人權”說的“人”是如何構成的,當我們說出“人”這個概念的時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為“人”的總體性不可能自我指正,這個概念一定是在差異、關系與轉換中被構造的,人權邏輯的辯證性就在于人的生成總是處在非確定性的絕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