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宗教和藝術宗教時期，女神和女英雄如何解釋？恩格斯說，國家、階級和女人是在歷史上同時出現(xiàn)的，女人是政治的產物，國家權力的父親原型從城邦政治開始，就以性別的名義，驅逐“女人”并構建“女人”。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女公民”，是刻意的變性手術，布盧姆解釋為是對“兩性平等”的古老諷刺?！独硐雵返谖寰沓蔀榕畽嘀髁x者們激賞的篇章，如果對照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來讀，就會發(fā)現(xiàn)柏拉圖的確是在諷刺。因為《蒂邁歐篇》里認為，女人僅僅是一種叫“切諾”的容器（希臘語，子宮），她僅僅是工具和途徑，等待理性的刺穿。在古希臘城邦，賦予女人公民身份，是為了生出一個合法的小公民，因為公民資格的獲得必須保證父母雙方都是自由民。而一個男人成為父親，不僅是一種政治任務，而且承擔著培養(yǎng)公民的主要責任，孩子一出生，就被抱離母親身邊。女人依然守護著自然倫理，她們是公民社會的“內在敵人”，這是黑格爾對安提戈涅的判詞。至于何謂公民，安提戈涅不清楚，她也不想理解。她違抗命令，埋葬自己的哥哥，她認為自己獲得了幸福的滿足感。這是布盧姆教授的“淑女”原型嗎？從抵抗的意義上說，女人的確是政治的產物，但她們從不知曉敵人是誰。

從違抗城邦律法到違抗淑女氣質，這期間女人們經歷了什么？她們更愿意待在自然社會還是公民社會？反正她們都是被審判者，要么是“內在敵人”，要么是“反生命”的破壞“典雅關系”的女權戰(zhàn)士，她們披掛面紗，出沒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在現(xiàn)代社會，只要她出現(xiàn)在公共領域，她就受到私領域原則的攻擊；反之，只要她出現(xiàn)在私領域，她就受到公共身份的干擾。從《美國精神的封閉》來看，布盧姆教授的“淑女”輪廓，大概是封建時期的貴族婦女，因為他舉了《包法利夫人》的例子：愛瑪，這位郁郁寡歡的小資產階級婦女，對破落貴族充滿了同情與感傷式的懷舊。這是一個糟糕的例子，福樓拜這位操持著柳葉刀的小說家，把過去的和即將到來的世界，統(tǒng)統(tǒng)剖析給你看，他的愛瑪不管做淑女也好，做蕩婦也好，同樣沒有出路。

女人自己開口說話的時候，歷史哲學的邏輯已經左右圍堵，波伏娃似乎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她的《第二性》是描述性的，一個誠心誠意的存在主義者，她的“獨立女人”，并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是什么讓女人落得如此境遇？比如，她先接受做一名淑女，同時她開始拒絕她，她意識到自我，同時反對做自己。和流俗所理解的女權主義就是“女人打倒男人”不同的是，女權主義沒有給出理想方案，甚至《第二性》也沒有，因為波伏娃的“獨立女人”依然持有恐懼與不安——當然已經超越了“淑女范疇”。這使得被公認是啟蒙理性延伸產品的女權主義，脫離了啟蒙理性的軌道。因為理想社會一目了然（主流的美國方式），而理想女人，連女人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就是說，當女人談論權利的時候，他們用文化加以反擊；在女人們談論文化的時候，他們用理性加以嘲諷。同一與差異，作為西方理性傳統(tǒng)的事故高發(fā)區(qū)，在何謂女人這個問題上，使得歷史看上去更像一出情景劇。

平等就意味著“像男人那樣”，這是布盧姆教授深感索然無味的地方。讓布盧姆教授激動的“性”——異性戀的性愛文化，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以同樣的文化分析的方式早就予以了反擊。布盧姆認為怦然心動的地方，波伏娃認為如籠中困獸。女人氣的嫉妒、等待、占有和奉獻包裝下的控制，被勞倫斯這樣的男性作家斥為“熱情的鎖鏈”。非常有趣的是，布盧姆一廂情愿地相信，存在一種藏在習俗之內的文化，但不是現(xiàn)代社會之后的文化，她更加古老，但古老到什么程度，性/性別的文化傳統(tǒng)回溯到哪個時代，布盧姆教授做的是個人的趣味化選擇，實在沒有必要扯上“美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