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啟蒙運動的中國文化發(fā)展觀

新啟蒙運動是日軍全面侵華戰(zhàn)爭前夕，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發(fā)起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其直接思考的問題是抵制日本書化侵略，凝聚全國力量，抗日救亡。新啟蒙運動以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自居，其目的不但是破，即肅清為侵略者和漢奸利用的封建思想和侵略理論“對中國的舊文化要加以系統(tǒng)的批判”，而且是立，即倡揚愛國主義的文化，“同時要努力著作關于中國的文化”〔4〕；不但是即時的，即挽救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且是長遠的，即要通過新啟蒙運動建立中國新的文化。這一運動的首倡者陳伯達指出：“在新啟蒙運動中，在我們的批判運動中，我們對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我們的啟蒙運動，和先前啟蒙運動不同的歷史本質，就是我們已有能力在批判中來具體地從事指出中國歷史現實的合理法則，合理地揚棄中國的舊文化，創(chuàng)造中國的新文化”〔1〕。這一點，代表張申府、艾思奇、何干之、陳唯實等新啟蒙運動倡導者的共識。

在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文化發(fā)展問題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熱點：有十教授的“本位文化論”，亦有陳序經和胡適的“全盤西化論”，新啟蒙運動對中國文化發(fā)展方向的探討，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這些思考，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到論爭中來，屬于“自說自話”，但是，其展現了一種不同于前者的理論眼光。這種眼光，恰好與后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主張的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探討這一問題，對于了解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狀況、探討毛澤東文化思想的淵源、探索今日中國先進文化建設，均不無裨益。

（一）新啟蒙運動的文化觀

關于文化的定義

“文化”一詞，使用范圍極其廣泛，人們對其基本含義的理解卻千差萬別。新啟蒙運動倡導者要從事文化運動，所進行的一項基本工作就是澄清“文化”的內涵。他們對文化主要有兩種理解。

其一，從人類生存意義的理解。張申府對文化問題素來思考較多，他從人類生存和生活各個方面的“進步狀態(tài)”來界定“文化”：

文化，就是人的跳出現狀的，即進步的，也即活的力量的發(fā)揚，以及其一切成果。流行的用法，所謂文化大多是就其產物說的。所稱為文化部門的，自思想、學問、語言、文字，以及戲劇、跳舞、音樂、歌詠、圖畫、木刻、照相、電影、雕刻、建筑，以至行動習慣，生活方式，都是，更概括言之，經濟、政治、教育，當然也都可以列舉在內。因此，只有無益于人的向上的活動或東西，不能不說是非文化的，或反文化的。〔2〕

綜合來看，在張申府那里，文化不但是物質（“東西”），而且是精神（“發(fā)揚”），不但是靜的已有的成果，而且是動的人類的“活動”；不但是物化的一般的結果，更是積極的進步方面。正是從這種生存的意義上去理解，張申府認為，文化不是可以速成的事。文化的收效必須見于生活方式的改變?？梢哉f，就是要革風易俗?！?〕

其二，從社會結構的理解。

柳湜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文化做了界定。他指出，社會的構造是由下層基礎和上部建筑合成的，下層基礎是社會經濟結構，上部建筑卻又可分為“上部建筑一”（政治法制的生活過程）和“上部建筑二”（社會意識諸形態(tài)的過程）。“平日我們所謂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會的上部建筑二。”〔2〕

張申府一方面從人的生存意義上理解文化，另一方面也從社會結構上來進行解釋：“文化又是一種所謂上層構造，沒有下層的物質基礎，是無所依附的。離開了生活，離開了大眾，沒有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上的改革，文化教育必都無所施，也無所立。”〔3〕他認為，文化是上層的東西。文化與社會也是互相影響的。因此，要建立一種文化，不可不同時建立一種與之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舊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會妨礙新的文化的發(fā)展。在一種哲學，一種理想之下，而進行一種新的文化的建立，其勢不得不對于舊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有所改變。如果承認，建立文化是為的變革生活，集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改變，個人生活的改變又何從表現？文化的建立，既要有理論的基礎，更應當注意到物質的條件?！?〕

關于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

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對五四運動進行反思：“舊啟蒙運動沒有把它的作用實現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方面，這使得它沒有穩(wěn)固的基礎”〔1〕，這是其局限性與敗因之一。新啟蒙運動要超越五四運動，就必須正確認識文化運動的基礎，而當前，尤其要正確處理文化與政治的關系?！蹲x書月報》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主要是討論這一問題，夏征農主持的關于思想問題的討論，也不離這一主題。新啟蒙運動者在如何開展文化運動上取得的共識有三。

其一，文化運動是必要的。在新啟蒙運動倡導者那里，社會結構分為經濟基礎和“上部建筑”，“上部建筑”又分為兩個部分：政治法制屬于上層建筑一，而文化屬于上層建筑二。某一特定社會的文化既是某一特定社會經濟的產物，為什么還要（進行）文化運動與斗爭呢？這是因為上部建筑相互間互有影響，并且對經濟基礎也有影響，生活的物質條件雖是主要原因，但意識的部分對生活的物質條件也可以發(fā)生相反的第二義的作用，因此意識斗爭不僅也是促成社會經濟向前發(fā)展的一種力量，并且這力量往往變?yōu)橐环N新生活秩序到來的引導?！?〕

其二，文化運動以政治運動為基礎，不能脫離政治運動。新啟蒙運動倡導者認為“文化和政治應該是相輔而行的”，“并且是互相影響的”，“兩者不可分離而獨立存在”，“假如有人主張文化離開政治，那便是為文化而文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柳湜指出，社會斗爭包括人類的一切斗爭，如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這些斗爭，雖總合起來，都是社會斗爭，但各自有一定的領域。文化斗爭雖也就是一種政治形式的斗爭，但文化斗爭并不就是政治斗爭，它不能代替全部的政治斗爭。不將這些斗爭的領域混亂，才能認明各自的特殊任務，才能規(guī)定各領域內最最實際而又正確的方向。〔4〕

其三，要注重文化運動的獨立性。新啟蒙運動倡導者認為，文化運動離不開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文化運動不應該變?yōu)檎慰谔柕奈舶?，不應該像政治一樣，太富策略變動性。文化斗爭應配合著政治斗爭，但是文化不必跟隨政治的每一變動而改變其內容。文化斗爭不應落在政治以后，文化斗爭應該在政治之前，替政治開辟道路。文化斗爭有它特殊的任務，并不就是政治斗爭本身。而且，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成果的鞏固也需要文化運動。“一種新的政治形勢，如果沒有新的文化相掩護，這一形勢是不易開展，甚或不能支持的，因為這一政治不能取得廣大的群眾支持，則這一政治的基礎的脆弱，必然影響它的存在。”〔1〕張申府甚至認為，“文化在社會一切活動中居于領導的地位”〔2〕，“文化固是所謂上層構造，固需要較下層的基礎。但是這個上層構造卻又可為其下層基礎的指導”〔3〕。

關于新啟蒙運動與“戰(zhàn)時文化運動”

新啟蒙運動倡導者指出，“在民族危機最尖銳的目前，一切問題都以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為焦點”，因此，文化建設要“以愛國主義或民族解放為依歸”，“要在愛國救亡的總目標下做”〔4〕。為此，他們號召“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qū)推行奴化教育，反對奴化思想；號召在思想文化界建立聯合戰(zhàn)線來共同推進戰(zhàn)時文化運動，并以新啟蒙運動的名義推進這一運動。這方面工作做得比較多的是張申府。

張申府認為，一國不可一時無文化。在抗戰(zhàn)建國民族復興的大業(yè)上，尤應使文化擔負起領導的責任?！?〕戰(zhàn)時本不是宜于文化活動的時候，因為人的生活不安定，沒有開展文化活動的環(huán)境。但是，戰(zhàn)時也是適于推進文化的時候，因為特別有其需要。〔1〕而且，他認為，“變敵人的后方為前線，不僅在軍事上，也應在文化上”?！?〕從這樣的認識出發(fā)，他對新啟蒙運動與戰(zhàn)時文化建設問題做了種種規(guī)劃。他在重慶創(chuàng)辦《戰(zhàn)時文化》雜志，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戰(zhàn)時文化”做了一個全面的展望：

第一，戰(zhàn)時文化必是抗戰(zhàn)的，奮斗的，革命的。

第二，戰(zhàn)時文化必是踏實的，積極的，進步的。

第三，戰(zhàn)時文化必是動的，人定勝天的，理性情感合一的。

第四，戰(zhàn)時文化必是民族的，民眾的，民主的。

第五，戰(zhàn)時文化必是自覺的，自主的，自由的。

第六，戰(zhàn)時文化必是統(tǒng)一的，統(tǒng)制的，系統(tǒng)的。

第七，戰(zhàn)時文化必是反迷信，反盲從，反獨斷的。

第八，戰(zhàn)時文化必是反成見，反偏見，反私見的。

總之，“戰(zhàn)時文化就是抗戰(zhàn)文化，就是戰(zhàn)斗文化”?！?〕而要實現戰(zhàn)時文化，就要推進新啟蒙運動。“現在是種種方面都在需要動員。新啟蒙運動便可作文化動員的主腦”。〔4〕

在戰(zhàn)時文化的具體推行上，張申府提出了“文化從軍”的主張。他指出：如何使我們的后方與前線更加配合，如何使我們的文化工作開展得更與新的局勢相配應，這是決定我們文化工作路線的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文化的從軍”。所謂文化的從軍，就是“為適應目前的局面，文化應該以軍事為重心，文化應該從屬于軍事。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者，應該盡量地到戰(zhàn)區(qū)里去，到前線上去，到戰(zhàn)壕中去。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者，更應該切實認真地都軍事化起來”?！?〕

（二）新啟蒙運動對中國文化發(fā)展方向的探討

新啟蒙運動對中國新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做了很有見地的探索，這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留下的寶貴遺產。新啟蒙運動倡導者認為，中國新文化建設，在內容上必須有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普及于大眾，必須培養(yǎng)民族精神和體現民族特色。對比起來看，他們這些思考與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是有一致性的。呂振羽在當時曾指出：毛澤東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方針，是“總結了新啟蒙運動和以往新文化運動的全部經驗，適應斗爭形勢發(fā)展的趨勢的要求”而提出來的?！?〕

新文化是民族的

張申府在分析五四運動的口號后，對其做了發(fā)展：“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2〕“自主”在張申府那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今日建立一種新的文化，乃是為的自己，并不是為的他人。因此必須顧及自己民族的需要，適應自己民族的傳統(tǒng)”〔3〕。而新啟蒙運動的文化運動更是“應該帶些民族性”，因為“一種異文化(或說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會生長的”。〔4〕

第一，新啟蒙運動要注意“民族意識的喚起”〔5〕，培養(yǎng)“民族的自覺與自信”〔6〕。張申府對當時流行的一種現象深惡痛絕：“外國什么都是好的。中國什么都要不得。因此弄得自信心完全斷裂，自覺更談不到。不管自己的歷史，不管自己的傳統(tǒng)，弄得自己全無基礎；自己既不成一個民族，建不起自己的國家，僅僅跟著人家跑，這還談什么文化？談什么思想？思想最大的特點是能想出種種的可能，據于自己的過去固不對，據于人家的現成又豈合？”〔1〕

第二，要吸收民族傳統(tǒng)、體現民族特色。陳伯達對此論述較多。他認為，新文化的創(chuàng)造，必須注意吸收民族傳統(tǒng)的精華，體現民族特色。舊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形式是根深蒂固地和人們年代久遠的嗜好和習慣相聯結的。最廣大最下層的人民群眾最習慣于舊的文化形式，經過那舊形式而傳播給他們以新的文化內容，他們是最容易接受的。最下層的人民，他們是懂得欣賞文化的，他們是需要文化食糧的，需要更好和最好的文化食糧，但這種文化食糧卻需要采取他們年代久遠所習慣的形式，裝進那種舊形式，而給予適當的改造，才能使他們樂于接受和很好的消化?！?〕他指出，“利用舊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和需要具體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歷史，可以說，這些就是新啟蒙運動的主要特點之一”〔3〕。為此，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他提倡對于各地方自己的方言土語，以及各地方“小書”的特別寫作形式和印刷形式，都應當盡可能地加以利用。每一種小讀物，最好在各地方都能用自己的方言土語和特別的“小書”文體，來進行翻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