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沐儒教，何以落后日韓？

如果不參考“江湖”因素，僅歸咎儒教的罪過，很難揭示中國在現(xiàn)代化歷程上的艱難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難合理解釋為什么曾經走過那么多彎路。

實際上日本人口危機比中國到來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過類似江湖的游民萌芽形態(tài)——日本浪人，即破產的武士階層。史料表明，明代滋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約三成屬于真正“倭人”——日本破產地主和浪人組成的游民，他們裹挾中國游民、破產農民組成海盜團伙，規(guī)模通常達數(shù)萬人。與中國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蛻變?yōu)檐妵髁x侵略性國家，與其制度造成的人口過剩，過剩人口尋求生存出路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邊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華儒教影響，尤其受儒學相對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學熏陶，存在類似的家族主義結構和人口激勵機制。一旦人口過剩只得尋求海外殖民擴張，尋求新的土地和礦產資源，直至往文化母國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后來，日本最終演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一個制度斷層的、混亂無序的江湖國家，關鍵在18～19世紀日本所處的社會格局，以及后來日本通過商業(yè)和資本主義化走過的道路。日本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封建幕府時代，就擺脫了中央集權政治羈絆。有學者認為，恰恰是中央集權與封建分權背景這個分水嶺，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的命運。

自秦始皇后，中國幾乎不再出現(xiàn)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據(jù)與權力制衡產生的真空，在近代歷史土壤上，容易滋生類似西歐的商業(yè)交換因素和資本主義中間機制，從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與資本主義商業(yè)。日本更進一步的發(fā)展，是利用商業(yè)方式管理政府財政，增強了國力，從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資本主義帽子，而是日本社會發(fā)展現(xiàn)狀已然具備與歐洲相近的歷史條件，當權者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水到渠成。此后，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國策，全面效法西方，改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和憲法法治，以出口制造業(yè)和外貿經濟立國，以軍國主義做后盾保障經濟，以法制管理國內移民問題，以人口與資源優(yōu)化配置帶來生產力進步，無形中消化曾經過剩的人口，從而避免了中國式江湖化的社會瓦解。

韓國也自稱禮教發(fā)源國，儒教之教化不亞于中國，不能說所謂“吃人禮教”對韓國現(xiàn)代化毫無影響。但韓國現(xiàn)代化時間的起點比中國遲，現(xiàn)代化卻走在中國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傳統(tǒng)，這讓禮儀之邦——中國汗顏。在一些國際大都市的公共場合，中國人的坐態(tài)站姿、禮貌敬語、行為自控、精神面貌都不及韓國人更像儒門之后。這個事實很值得中國人反?。喝寮椅幕侨P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在“救亡圖存”壓力下顯得過敏和極端？古老儒教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影響很復雜，未必全屬消極，也未必全屬積極，也有與制度轉型無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禮教”并非造成中國落后于日韓的主因，反觀中日韓國，唯中國的江湖文化氤氳大盛于日韓，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特征，從世界文化看中國文學和電影，除了江湖武俠還有什么新意？

近代中國危機的根源，到底應該歸咎于儒教還是江湖？韓國現(xiàn)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說明，儒教即便有負面作用，也并非全盤抗拒現(xiàn)代化。儒教與東亞現(xiàn)代化的關系尚需進一步考量。

但是，沒有一種因素否定江湖與近代中國災難無關。事實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礙中國現(xiàn)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其頭腦僵化地繼續(xù)反“封建”，不如態(tài)度端正地重新審視江湖?！胺饨ā币矗惨?。有人說，江湖是蛻變的儒教，怎么能說與儒教無關？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兒子。然而，案犯是兒子，與老子既有關又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