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與活躍在那個時代的各種流派很難界定，

但浪漫主義的藝術(shù)既不是隨興的取材，

也不是強調(diào)完全的精確，

而是位于兩者的中間點，

跟著感覺而走。

浪漫主義溯源

19世紀(jì)伊始，主宰著世界的兩大力量是德國思想與法國革命。除此而外，德國的政治制度也好，俄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也好，一切都處在混亂不堪、舉棋不定、明爭暗斗、瞠目結(jié)舌、停滯不前或昏昏欲睡之中。即使在法國國內(nèi)，由于一個人叱咤風(fēng)云，新的觀念根本不可能破土而出。拉馬克（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的聲音被窒息了，在西方只存在一種思想——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思想，一個聲調(diào)——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聲調(diào)，一陣吶喊——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吶喊。唯有拿破侖（Napoléon Beethoven，1770—1821）能與他們一爭高下。他的想象力相當(dāng)豐富，足以為人們的行動插上夢幻壯麗的翅膀；他的內(nèi)心具有相當(dāng)?shù)淖灾屏?，足以把一切愿意聽從其召喚的心靈匯聚在一部充滿活力的交響樂中；他的精神相當(dāng)強大和活躍，足以對千軍萬馬的戰(zhàn)略性進(jìn)軍和重大戰(zhàn)役施加持續(xù)的影響，對民眾萬眾一心和協(xié)調(diào)一致起到發(fā)號施令的作用。唯有這個人能在法蘭西，能從自己身邊剪除對他構(gòu)成威脅的任何人，并且能把那些通常被認(rèn)為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造就成半神。面對這個舉世無雙的人，貝多芬既怒不可遏又崇敬有加，歌德理解其所作所為并默默贊許，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退避三舍，逃遁于戰(zhàn)火的灰燼之中，而戈雅（Françisco José de Goyay Lucientes，1746—1828）則因自身受到傷害氣得咬牙切齒，為了戰(zhàn)勝苦痛的折磨，他不得不遠(yuǎn)走高飛。雷鳴的轟響不會在一個世紀(jì)中消失，它們將會把襤褸的民眾融合在一起，砸碎中世紀(jì)最后的桎梏，在歐洲那些不乏悲觀主義的偉人——夏多布里昂（Françoi René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司湯達(dá)（Stendhal，1783—1842）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瓦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1821—1881）以及尼采（Friedrich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等人的心靈中，埋葬萬能的救世主耶穌基督那唯一能夠指引世人的強者形象。具有詩人氣質(zhì)的拿破侖帶領(lǐng)著奮起的民眾，對整個世紀(jì)起著扭轉(zhuǎn)乾坤的作用，以至于當(dāng)他對人民大眾進(jìn)行大換血，并且在他們的心靈中注入上述發(fā)酵劑時，他們像是在他的時代才開始轉(zhuǎn)世再生一般。

雅克-路易·大衛(wèi)，《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1801，布面油畫，260厘米×221厘米，巴黎盧浮宮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