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學問”是“知”，“實踐”是“行”，而且往往將二者區(qū)別看待，然而對于王陽明來說，“學問”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陽明曾經(jīng)系統(tǒng)地論證過《中庸》中提到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之間的關系，從中也可以了解王陽明的上述觀點。

王陽明還從“知行合一”說的立場出發(fā)，對朱熹的“知行論”進行過批判，這在上文中已經(jīng)做過一些介紹，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也對此做過更加詳細的闡述：

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yǎng)，躬行孝道，然后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

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zhí)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qū)區(qū)心理合一之體，知行并進之功，所以異于后世之說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二分”說，王陽明則是基于“主行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合一”說，因此，陽明學被世人稱為“實踐哲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的。王陽明接著又寫了下面幾段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實踐哲學”的特色：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后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后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

學至于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jié)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