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自古以來，雖然眾人皆知“知”與“行”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但一直都是將二者分開，各自論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時代，對“知”與“行”的論述已經(jīng)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jù)。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

在朱子學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王陽明卻提出了“知行合一”說。因此，眾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驚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稱作“王門之顏回”的王陽明的高徒、妹婿徐愛，一開始聽到“知行合一”說時，也流露出驚訝的表情。

總的來說，長于理性的人會很難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這和長于智慧的子貢無法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7是一樣的道理。無怪乎孔子會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备嬲]子貢“道”并不是用道理就能說得清楚的。后來，長于德行的曾子繼承了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子比子貢“魯”，即我們所說的愚鈍。當孔子說出“吾道一以貫之”的時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唯”。所以說，子貢的理智和智慧并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則他應該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與此相反，雖然曾子被視作愚鈍之人，但他其實并不愚鈍，不然怎么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諦呢？又怎么能參透“一貫之道”呢？

總之，長于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會陷入偏見。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朱子學都是“主知主義8”的學說。因此，在一個朱子學萬能的時代，人們必然會難以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徐愛最初也難以理解老師的“知行合一”說，所以曾與自己的同門師弟黃綰和顧應祥9展開辯論，試圖去理解“知行合一”說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終不得不直接向王陽明請教（《傳習錄》上卷）。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悌者，卻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

“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么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王陽明從“知覺與好惡之意是一體”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場出發(fā)，對“知行合一”說進行了闡釋。

毫無疑問，“好惡之意”其實就是“行”。明末大儒劉宗周也非常重視“好惡之意”，并且將“誠意”視作自己做學問的宗旨，認為“意”非“已發(fā)”，而是“未發(fā)”，并將“意”視作“心”之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