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王陽明是明確反對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說他悟出的其實就是“心即理”說。而所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義，則與程顥“定性說”中的“性”的含義比較相近。張載曾向程顥請教關于“定性”的問題，程顥回答說：只要順應“理”，“心”自然就會安定下來。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過王陽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顥所理解的“心”。王陽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說，認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東西，具體的事物則是形而下的東西，形而上的東西要依附形而下的東西而存在，“格物窮理”乃是通過格形而下的東西去求形而上的東西。

朱熹將“心”視作形而下的東西，重視向心求理，但又覺得心是靈活多變的，向“心”求“理”最終可能會演變成向“心”求“心”。為了防止可能產(chǎn)生的混亂，所以他主張向心外求理，并且認為只需用“心外工夫”就可以了。

盡管朱熹沒有明確說過向心內求理，但他對“心”的工夫一樣非常重視。他所提出的“居敬”說，其實就是一種跟“心”有關的實踐工夫。

王陽明并不認同朱熹所主張的“心外求理”的觀點。《陽明先生年譜》中記載的是王陽明悟出了“性即理”，這其中可能有些錯誤，因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應該是批判陸九淵心學的朱熹，而王陽明悟出的應該是“心即理”。王陽明所謂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襲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說，而是陸九淵的“心即理”說，在這一點上，他與陸九淵是一脈相承的。

自從王陽明篤志圣學以來，曾屢遭挫折，后來歷經(jīng)千辛萬苦才最終悟道。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即王陽明不是通過“靜悟”才最終悟道的。

總而言之，“龍場頓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陸九淵也曾提過“心即理”，那么王陽明的“心即理”是否是從陸九淵那里得來的呢？當然不是。因為王陽明論述的很多東西，陸九淵根本未曾提及過。

盡管當時學術界對朱子學和陸學的異同展開了一些爭論，但那個朱子學萬能的時代，幾乎沒人會去關注陸學。假如王陽明關注陸學的話，那么在他通過朱子學的方法“格物”失敗之后，應該立刻會想到陸學。但是，王陽明“格物”失敗之后，并沒有想到陸學，而是強調，天分是成為圣賢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棄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轉向了其他異端之學。據(jù)此可以看出，王陽明當時根本就沒關注過陸學。

雖然陸九淵和王陽明都主張“心即理”，但陸九淵并不主張“主靜體悟”，而王陽明則主張“主靜體悟”。若從王陽明的性格和體質來看，較之朱子學，他確實更容易傾向于陸學，但他對“心即理”的體悟卻是通過自身的經(jīng)驗得出的。

“龍場頓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奠定了王陽明今后做學問的方向，所以說王陽明真正篤志于圣學是從“龍場頓悟”開始的。但是，這條道路絕非一條坦途，這從王陽明后來的學問之“三變”中也能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