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重做事，講務實。他認為務實就是誠。領導者倘若不務實，做事一定輕浮，不能深入；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或者疑神疑鬼，心懷猜貳；或者與民爭利，或者欺上瞞下。曾國藩組織的軍隊是軍政后勤一體化的軍隊，以軍養(yǎng)軍，軍隊給養(yǎng)統(tǒng)一調(diào)度。只有采辦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很多情況下，老百姓是不喜歡和軍隊打交道的。因為軍隊常常仗勢欺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哪里敢與官爭官奪呢。曾國藩深諳此中事理，所以他要求采辦做到誠，“交涉兵民，尤宜開誠布公，使百姓不畏兵之騷擾；使統(tǒng)領營官常得民之歡心，乃為有益于上，有益于下。”和老百姓講究誠，老百姓自然高興。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國藩處理公事的誠。同治繼位后，江南很多大臣奏折雪片似飛到皇宮，只有曾國藩處奏折稀疏。對此，朝廷感到奇怪，特別發(fā)一道諭旨詢問：朝廷依靠你規(guī)劃東南大局，你怎么“奏章寥寥”？看到這個質(zhì)問，曾國藩馬上上奏辯解說：

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硿徑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如近日賈臻奏廬州克復，袁甲三奏巢縣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為入告之實據(jù)。又或賊蹤未近，預相震驚，輒以十萬二十萬遽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謠傳之詞，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險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后能漸臻安穩(wěn)。如去歲黃文金之內(nèi)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而臣僅匯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zhàn)九次，堅守彌月，而臣僅匯作兩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狀，增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時，奏稱由寧國進兵，可達蘇境，厥后寧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

原來曾國藩上報奏章也是很有規(guī)范的。這規(guī)范就是“三不”： 不輕奏謠傳之言、不輕奏未定之事、不輕奏預計之說。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作風，是誠的直接表現(xiàn)。整個咸豐一朝，對東南戰(zhàn)事的指揮一直處于乖謬的狀態(tài)，究其原因，我認為和地方各級謊報軍情關系很大。打了個小仗，殲擊了幾個敵人，上報說成是打了個大仗，殺了好幾百人；來了幾百敵人，上報則成了漫山遍野。這些情況，在當時是很常見的。江南大營1854年，沒有打一次仗，同樣得到咸豐的信任，原因就是向榮他們的奏章寫的好。這樣的奏章華而不實，嚴重影響了上層領導者的思考與決策，對領導者準確判斷形勢、科學決策是極有危害的。曾國藩的“三不”，反其道而行之，體現(xiàn)了一個字：誠。對領導者來說，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即使在信息暢達的今天，這樣的誠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