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認為，曾國藩所從事的事業(yè)不是為一家一姓效忠，而是為轉(zhuǎn)移國家的風氣，為改造社會。這個看法，我認為是很恰當?shù)?。曾國藩這種救民于水火的思想，一方面來自于他所忠誠的理學，理學所主張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治國平天下”。曾國藩一生的修身其實際都是為了這個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另一個方面來自于客觀環(huán)境的影響，特別是外族的入侵，更是讓他在更大的范圍和背景下思考國家的出路問題。

隨著對西方國家認識的深化，曾國藩的思想觀念發(fā)生了大的轉(zhuǎn)變。

一是逐步改變了以老大自居的虛驕心理。清朝號稱大清帝國，自皇帝老子到一半官員都以老大自居，認為其他國家都是蠻夷，因此看不起他們。在處理外交關(guān)系上，則特別看重一些并不重要的禮儀。比如外國使節(jié)來中國覲見皇帝要不要行跪禮的問題，外交文本上使用“大XX國”的問題。外國人不下跪，英國人稱“大英國”，朝野上下都會認為是莫大的恥辱，有損國體。開始的時候曾國藩也有這種思想，但是后來他改變了。1857年他建議清廷：

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見俄人尼果赍等，其時儀節(jié)無可深考，然當日與俄羅斯議界、通市，實系以敵國之禮待之，與以屬藩之禮待高麗者迥不相同。道光、咸豐以來，待英、法、米三國，皆仿康熙待俄國之例，視同敵體。蓋圣朝修德柔遠，本不欲胥七萬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擬請俟皇上親政以后，準其入覲。其儀節(jié)臨時酌定，既為敵國使臣，不必強以所難，庶可昭坦白而示優(yōu)容。

對待西洋各個國家采取“敵國”的態(tài)度，而不是像對待高麗等藩屬國，其實就是一種平等的態(tài)度。平等就意味著尊敬他國的禮儀方式，不強其所難。這個轉(zhuǎn)變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讓清王朝看清楚面對的“敵國”，到底是什么樣子；自己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立場、態(tài)度和方式。

二是正確對待西洋各國。當時朝野上下有兩種明顯對立的態(tài)度，一種是過激派，仇視西洋各國。最鮮明的事例是天津教案后，他們要求清政府驅(qū)趕北京的一切外國人，關(guān)閉所有外國領(lǐng)事館、經(jīng)營場所。一種是軟夷派，看到外國人就害怕，認為自己什么都不行，只有投降、屈服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國藩反對這兩種態(tài)度，主張既要審時度勢，也要客觀看待自己的力量；既不能過硬，也不能過軟。這種態(tài)度在當時來講，不失為“中庸”之舉，符合時代的需要。

隨著對外國以及外國人的了解，曾國藩看到了中國的短處，也看到了外國的長處。他繼承了自魏源以來“師夷長技”的思想，強調(diào)國家的自立自強，提出了“師夷智”的新理念，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shù)，注意引進外國人才來中國工作，同時安排中國人向這些外國人學習；他設置翻譯館，翻譯西方近代科學著作；他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以期收取遠大之效；他致力創(chuàng)辦實業(yè)，制造輪船、槍炮子彈，開啟了近代洋務運動之先河。在他的倡導、力主、踐行下，中國近代軍事工業(yè)得以起步，國家軍隊制度得以改革，出現(xiàn)了“同光中興”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