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無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適上任時，全校共有三百多學生，分散于四個學院十七個系，致使學校經費異常困難。為此，他大刀闊斧地裁掉工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只設文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以及中文系、外語系、哲學系、數(shù)理系等七個系。為了溝通文理，他親自兼任文理學院院長，讓有志于數(shù)理的人學點文史知識，有志于文史的人學點自然科學。事實證明，胡適的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吳健雄當年是數(shù)理系的學生，卻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工夫。有一次她還在胡適指導的作文課上獲得一百分，這件事不僅對吳健雄的影響很大，也成為胡適津津樂道的話題。

溝通文理不僅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素質，而且還涉及教育的目的何在。簡單說，過早接受專才教育，不僅會因為知識面狹窄而難成大器，還容易成為會說話的工具，不會思考的奴隸。這一點，我在《清華大學與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經屢有申述，在此恕不贅述。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胡適請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前來任教，其中有人們熟悉的高一涵、張慰慈、楊亮功、羅隆基、梁實秋、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全增嘏、葉公超、饒孟侃、黃白薇等。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胡適用人不僅看學歷，更注重學力。比如他當時延聘沈從文，人們就有非議，覺得沈僅僅是小學畢業(yè)，又沒有學術論文，怎能到大學上課？何況沈從文還不善言辭，第一次登臺就因為膽怯，在講臺上站了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搞得非常尷尬。但是胡適卻堅信自己的眼力，后來沈從文也的確是深受學生的歡迎。這在今天簡直是天方夜譚，是不可思議的事。在胡適的努力下，中國公學很快改變了過去的形象。一年間，學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來，一位學生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中國公學我不敢說它好，但我可以說它奇特，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職員同心協(xié)力，有向上的精神，沒腐化的趨勢，就憑這點，在全中國可說是找不到的。”他還說，我的進步應該“感謝您和陸先生（侃如）、沈先生（從文）的思想言論”。（白吉庵著《胡適傳》第27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