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共青盟員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員發(fā)動起來，事先制止了這一暴行，把他們嚴厲地叱責了一頓趕走了。

“馬體育主任，嘍啰豢養(yǎng)得好啊，蟲豸不如的東西！”尚鉞先生冷冷地望著逃跑的那幫人慨嘆道。

“老師，不必太震驚。這不也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嗎？我們要作好精神準備，今后會有比這更尖銳的沖突呢。”

我笑著這么一說，他也肯定了這話。

“你說得對，我們正在同軍閥作斗爭嘛！”

后來，尚鉞先生為使被教育廳無理開除學籍的學生恢復學籍而斗爭，因此被撤職離開了毓文中學。

我到長春和卡倫地方去指導群眾組織的工作后，剛一回校，權泰碩就跑來給我轉達了尚鉞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內容是：我在同軍閥的斗爭中失敗，離開這里；可是將來我們一定會戰(zhàn)勝軍閥；成柱你決心一生做祖國和民眾的真正兒子，為了你的這一信念，我無論到哪里，都衷心為成柱祝福。

這就是尚鉞先生留給我的最后一段話。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沒有見到尚鉞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給我送來的文章《我與金日成元帥少年時代的一段歷史關系》和1980年送來的《中國歷史綱要》，才得知先生還在世。那時，我看了文章，回顧著和尚鉞先生談過朝鮮形勢和滿洲形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朝中人民的共同斗爭的毓文中學時代，在心里向老師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每當中國的領導人來我國訪問時，我都問他安否。可惜，同先生的會晤終于未能實現(xiàn)。在我來說，我沒有盡到作為老弟子應盡的道義，應該這樣說才對。國界，確實是個怪東西！

尚鉞先生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鉞先生的大女兒尚嘉蘭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當研究員，于1989年訪問了我國；1990年，三女兒尚曉援來我國見了我，她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我從他的兩個女兒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離別的老師的面容時，心情無比高興。難道因為民族不同，連感情也會變嗎？人的感情是超越皮膚、語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學的校園在旁邊的話，我就可以摘下滿滿一把在校園盛開的丁香花送給她們說：“這是你們的父親喜愛的花。尚鉞先生和我常常在這花樹下會面。”

尚鉞先生離開吉林后，在哈爾濱、上海、北京、漢口、重慶、寧夏、延安等地忘我地從事過黨務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寫作。聽說，有一個時期他還在滿洲省黨委當秘書長。

他一直沒有忘記我，一直對中國的親密鄰邦、我的祖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珍藏著國際主義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個人能有一輩子時刻緬懷的老師，那他無疑是幸福的人。那么，我可以說也是幸福的人了。

每當想念給我的青年時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的尚鉞先生的時候，我的心就走進了毓文中學的校園。

（錄自金日成:《與世紀同行》，平壤，外文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