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當我來到西安，就聽說延安派了一批文化人去武漢三廳大集合。于是我沒到延安就又轉(zhuǎn)道去武漢，來到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沒過多久政治部三廳搬到重慶，我們也隨之而去。

當時周總理是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是三廳廳長。我被分在三處的圖書資料室工作?？谷諔?zhàn)爭爆發(fā)以后，國民黨被迫與我們合作。但在抗戰(zhàn)最困難時期國民黨對我黨的宣傳工作極力阻撓、破壞。言論不許宣傳，文章不讓發(fā)表，繪畫等藝術(shù)形式也嚴加控制，甚至采取沒收的手段，給我黨的抗日宣傳工作制造了極大的障礙。我們應當怎么辦?根據(jù)總理的指示精神，我們不能停止工作，要不斷地在斗爭中總結(jié)經(jīng)驗。

1938年底，有一天科長杜國庠同志找我談話，他說因為形勢的需要，準備挑選一批有一定馬列主義基礎(chǔ)的、搞過實際工作的同志從事專門的理論研究，到大學去講課，以備將來公開地出來在講堂上和國民黨進行斗爭。他希望我攻歷史，問我意見如何。我知道杜國庠同志從八路軍辦事處的討論會上帶來了總理的指示精神，這是黨對我們的希望，同時我也實事求是地提出了我感到吃力，我不是學歷史出身。杜老語重心長地分析了我的有利條件，他說，我從1926年入黨至今已十多年了，群眾運動、政治斗爭都搞過，監(jiān)獄坐過，多年來參加黨的工作，接近過群眾，也指導過群眾走上革命道路，這就是創(chuàng)造歷史。歷史并不可怕，只要我們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理論聯(lián)系實際去解釋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歷史，就能有所成就。困難會有的，可歷史都有書，馬列主義也有書，會看書會查資料又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難呢？

杜老的談話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他點燃了我心中的礦燈，給了我探索知識寶庫的勇氣和力量。

當我打開歷史書認真攻讀的時候，發(fā)現(xiàn)很多字不認識，越怕它出現(xiàn)就越出現(xiàn)。這是我的第一道難關(guān)，它就像攔路虎，不斗倒它就進不了門檻。我想我決不能被它嚇倒。我立志要學點古文字學，而郭老在甲骨文方面是有很多發(fā)現(xiàn)的；于是我就虛心求教，向郭老借書看，郭老對我非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