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開始以后，黨派我到信陽豫南特委搞宣傳鼓動工作，并擔任豫南特委六大隊工農革命軍四支隊的黨代表。1927年11月，豫南特委擴大會議上決定在羅山縣搞暴動，我是羅山縣人，所以決定派我去。于是1928年的春節(jié)，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

駐羅山縣的國民黨軍隊是任應岐的雜牌土匪軍隊，我剛回來沒幾天就被他們逮捕了。因為縣城里有一些企圖霸占我財產繼承權的親戚，他們以為我一定是在外邊當官發(fā)了財，想勒索我的錢財，就和任應岐的人勾結起來逮捕了我。

國民黨省黨部知道我被抓住的消息之后，就給縣黨部發(fā)來“就地槍決”我的電報。電報局的張局長是我父親生前的朋友，他馬上通知了我的伯父尚蘅甫，讓他花錢營救我。伯父尚蘅甫是縣里的大紳士，又是醫(yī)生，還是羅山縣紅十字會會長，他為了營救我花了兩千多塊錢設宴請客，請來了旅長趙青山和營長等一些重要人物。酒席進行當中，把我?guī)ィw青山當眾把我訓斥一頓，說我年輕輕的搞什么共產黨，當時我一口咬定我沒參加什么共產黨。訓斥之后讓我坐在一旁等候。酒席一結束伯父就把我領走了。在路上，伯父摸出銀洋20元給我，并告訴我當夜務必離開羅山縣，因為電報局的張叔叔已把電報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估計電報一到縣黨部，當夜就又會來抓我。我拿了銀洋暫避到一個遠房妹妹家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挑起水桶，妹妹拿著筐子裝作去城外河邊洗衣服送我出了城。我走后妹妹裝作洗完衣服挑水回家的樣子，馬上去通知了我的愛人。因為我的愛人陳幼清也是地下黨員，我的家就是個秘密聯絡點。

我出城后一直跑到我愛人娘家，在她家停了兩天就聽到了抓我的風聲。我在內弟老三和老五護送下越出了河南邊境，在湖北的花園車站上了去漢口的車，后又換船去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