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罔敢湎于酒?！笔侵艹踔婆c商制無甚差異，皆侯、甸、男、采、衛(wèi)五等，無所謂要服也。要服本為蠻服，不在九州之內(nèi)。穆王好大喜功，故《職方》之言如此。《大行人》朝貢一節(jié)，與《職方氏》相應(yīng)，當亦穆王所改。若巾車掌公車之政令、革路以封四衛(wèi)、木路以封蕃國。可見周初疆域，至衛(wèi)服而止，無所謂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鎮(zhèn)、藩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東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無此數(shù)。今中國本部，最北為獨石口，當北緯四十一度半；極南至于瓊州，當北緯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為里四千九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漢尺作準，漢尺存者有慮虒尺，慮虒尺一尺，合清營造尺七寸四分，尺度雖古今不同，里法則古今不異。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當四千四百四十里，與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遠。穆王加要服為七千里，以今尺計之，則為五千一百八十里，較今長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國本部，北至獨石口，而古者陜西北部之河套亦隸境內(nèi)今屬綏遠。河套之地，于漢為朔方、九原、定襄朔方正傍黃河，周時“城比朔方”，此朔方與漢之朔方為近，非唐之朔方也，如并朔方計之，當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時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漢書·地理志》：“郡縣北至朔方，南至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安南?！倍颇媳比f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余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無此數(shù)。自此以后，言地域者，皆稱南北萬里、東西九千里。其實中國本部并無此數(shù)，此后世粗疏，更甚于《周禮》也。測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遠，惟周人不甚夸大，漢以后夸大耳。

測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晉裴秀作官圖，蓋嘗測量矣。所以不準者，以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也。唐賈耽作《華夷圖》及關(guān)中、隴右、山南、九州等圖；至宋，略改郡縣之名，劉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跡圖》，一曰《華夷圖》，今尚完好。賈耽之作，亦由測量而來，然亦未準者——不知北極出地之法，一也；未免夸大，二也。北極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夸大，故所言里數(shù)與今相差不遠耳。以上言職方與周初疆域不同，明《周禮》非周公一時之作，周公之后屢有修改。

管仲治齊，略變《周禮》之法，《小匡篇》及《齊語》并載桓公問為政之道，管子稱：“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績，以成其名?！薄吨芏Y》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證。又，《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其法不甚嚴厲，其職殆如今衛(wèi)生警察。如言《周禮》之作在周公時，則萍氏顯違《酒誥》之文。《酒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zhí)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不僅幾酒、謹酒而已！此亦可見《周禮》之屢有修改，蓋百余年中，不知修改若干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