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嚴謹?shù)膶W者作家，拿到新出版的樣書，定要再行校讀，將書中的錯誤一一改正，贈人時更是如此。到了現(xiàn)當代，也有人采取簡便一些的辦法，就是油印或鉛印出一張勘誤表來，附在書后；復印機普及以后，又出現(xiàn)了復印的勘誤表。這樣的本子，應都可以歸入批校本一類。

但是，著者對原著的內(nèi)容文字，進行大規(guī)模的修改訂補，以供重行出版，這就越出傳統(tǒng)批校本的涵蓋范疇了。古代的修訂本，通常會在序跋中加以說明，甚至直接在封面或書名上標出“增補”、“ 修訂”字樣?，F(xiàn)代版權頁產(chǎn)生以后，這種經(jīng)過修訂重版的圖書，同樣會在版權頁上標明“修訂版”、“增補版”。

一般地說，修訂版的圖書，從閱讀、使用價值上來說，要高于未修訂本。今天的藏書者往往看重初版本，輕忽再版本，其實再版本往往有再版本的可貴之處。這個道理，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學版本》中，已經(jīng)講得很透徹。不過事情都會有例外，越改越糟的書，也不會沒有。比如吳晗先生的《朱元璋傳》，三改四修，后出的本子就未必比初時精當。再如王士菁先生的《魯迅傳》（圖三十一），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一月新知書店初版，大三十二開本，五百一十八頁，近四十萬字；這是第一部中國人所寫的魯迅先生的傳記，前有許廣平先生序，后有周建人先生跋，都對此書做了充分肯定。然而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同樣由王士菁先生署名的《魯迅傳》，只剩下了約一半篇幅，并且在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兩次修訂重印，個中優(yōu)劣，不言自明。

保留著著者大量手跡的修訂底本，實際上相當于一種新的稿本，自然更應珍惜。

筆者一向留心文人學者的墨跡，但完整的修訂底本，也只收得一種，就是謝成俠先生重行補校的《司牧安驥集》（圖三十二）。此書一名《安驥集》，傳為唐宗室李石所著，是幸得保存的幾種重要古代獸醫(yī)書籍之一，宋明以來一再翻刻，以至傳本錯字、漏字頗多，缺少好的校注本。謝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南京圖書館所藏明弘治十七年（一五零四）重刊本為底本，將此書標點、?？?，由中華書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版，共印三千冊，其中平裝本二千七百五十冊，精裝本僅二百五十冊。在書尾《司牧安驥集跋》中，謝先生謹慎地寫道：“由于時間匆促，未能作更詳細的校勘，又未及作出校注，深引為憾。其中錯誤，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此書問世后，謝成俠先生并不滿意。一九五九年春季，他即以初版本為底本，重行補校。一方面，是改正了數(shù)以百計的錯字，有一頁中就改出錯字十余處的；另一方面，在每一篇文章后，都增加了數(shù)條以至數(shù)十條校記，如《三十六起臥病源圖歌》一文的校記，從二條增加到三十一條，不得不加粘紙頁（圖三十二之一）。此外有的篇章還調(diào)整了次序。書尾粘貼有謝先生所寫的《重印附記》，可惜后半佚失，只存開頭一節(jié)，說明了他做此補校的原因：“這本書的付印，由于?？惫ぷ髯龅煤軅}促，以致大部分仍照原刊本，因而其中錯誤仍是很多，因此一年多來老是放在心頭。”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謝先生的補校工作已經(jīng)完成，這一補校本卻似未能出版。筆者搜檢多種出版資料，都未見有此補校本出版的信息。其原因，大約是一九五九年底農(nóng)業(yè)出版社已經(jīng)出版了鄒介正、馬孝劬教授的《司牧安驥集（校正）》。謝先生所據(jù)弘治本雖稱海內(nèi)孤本，但僅存五卷；而鄒本又根據(jù)北京圖書館藏本增加了《安驥藥方》、《畜牧纂驗方》等內(nèi)容，成為八卷本。八卷本遂成為此書的定本。

謝成俠先生，一九一四年六月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逝世，中國現(xiàn)代養(yǎng)馬學和畜牧獸醫(yī)史的奠基人，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畜牧系教授。他在治學上精益求精，對早年的幾種專著都曾進行認真修訂。《中國養(yǎng)禽史》的修訂底本，在他去世后也流散出來，被南京雅籍舊書店店主購得，后來是南方藏書家何家干先生購去。不過《中國養(yǎng)禽史》的修訂本，一九九五年已由農(nóng)業(yè)出版社出版。謝成俠先生的另一名著《中國養(yǎng)馬史》，也由農(nóng)業(yè)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修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