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回來，劉伯溫并沒有直接回老家青田，而是去了杭州。或許是覺得自己的gap year實在太長，劉伯溫又決定出來當官了，職務是江浙教育局副局長（儒學副提舉）。雖然也不算什么大官，但總算是正七品，比高安縣縣丞的級別高，這下劉伯溫可以自豪地宣布他有資格被稱為七品芝麻官了。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劉伯溫當個官這么容易。正所謂“當官不是你想當，想當就能當”，可劉伯溫就是想當就能當，因為從北京旅游回來的劉伯溫已經(jīng)不一樣了。

現(xiàn)在可以揭開劉伯溫北上旅游的真正目的了：他是去“干謁”的。

所謂干謁，通俗地說就是拉關系走后門。在江西官場摸爬滾打，和幾年的青燈苦讀，劉伯溫琢磨明白了一個道理：他在江西官場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太特立獨行（當然，這是重要原因），而在于他沒有足夠強大的靠山。事實上，官場上不是不能耍個性，關鍵是看你有沒有牛人罩著，有多大的背景就可以耍多大的個性，沒有背景就老老實實做人。

盡管劉伯溫非常看不起拉關系走后門的邪道歪路，但過了不惑之年的劉伯溫已經(jīng)不是當年的毛頭小年輕了，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劉伯溫終于決定：該走的關系還是要走。自己當官是為了做事，為一個正確的目的，不妨使用些不那么正確的手段。這是他從自己的曾祖父身上學到的。

在無數(shù)次審視自己的關系網(wǎng)后，劉伯溫鎖定了一個人：不達世理原理。關于這個人，史料不多，我們只知道他是蒙古人，而且是黃金家族的后裔。他跟劉伯溫的關系是“同年進士”，就是說他們同一年考上了公務員。

這關系說遠不遠，畢竟元朝總共才那么幾次科舉考試，每次也才錄取那么幾個進士；但是說近也不算近，從劉伯溫后來的經(jīng)歷來看，這座靠山似乎也并沒有幫上劉伯溫多大的忙。

與此同時，在之前的旅行中，劉伯溫通過一位叫徐舫的好友認識了當時的江浙行省辦公廳主任（參知政事）蘇天爵——我們前文提到過他，就是給元順帝上奏折說帝國快變天的那位。

就這樣，現(xiàn)在的劉伯溫不管在中央還是江浙都是“上頭有人”的人了。1348年，已經(jīng)三十八歲劉伯溫告別了待業(yè)青年的身份，再一次成了一名光榮的國家基層公務員。

儒學副提舉這個油水少、是非也少的位置倒確實挺適合劉伯溫的。在任期間，劉伯溫非但把江浙的教育事業(yè)辦得有聲有色，而且大搞希望工程，建了不少免費讀書的“義學”，讓更多比較窮苦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

頂頭上司蘇天爵對劉伯溫的政績是比較滿意的，劉伯溫自己卻不太滿意。雖然現(xiàn)在頭頂上有人，頭頂上的頂上還有個蒙古貴族罩著，工作開展起來順風順水，但劉伯溫的志向遠遠不只是辦好教育那么簡單。在江浙官場混的這一年多來，他再一次親眼見證了元末官場的黑暗，他發(fā)現(xiàn)自己耿直不阿的行事風格與元末沆瀣一氣的官場氛圍格格不入。

一樣，都一樣。天下烏鴉一般黑，江浙的烏鴉沒比江西烏鴉白多少。聯(lián)想到自己北上時看到的種種人間慘相，劉伯溫對這些庸官、貪官積壓著無窮的憤怒。

“這是一潭絕望的死水呵，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但劉伯溫不是清風，他是一枚丟進糞坑的定時炸彈，隨時都會引爆。

沒過多久，引爆的機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