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遺書二封：一封給妻子李文宜，要她“學我之所學，以慰我”；一封給中共中央：“勉勵在外同志繼續(xù)奮斗”。

4月22日早晨，顧順章機警地找到羅亦農夫人李文宜的寓所，敲門叫醒李文宜。李文宜，又名李哲時，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領導成員之一。1927年夏天在武漢與羅亦農結婚。到了上海后與羅亦農聚少離多，為了逃避危險，在羅被捕前還分開居住。

丈夫遭受不幸，被捕入獄，生死未卜。一星期來，李文宜牽腸掛肚著丈夫，祈求能平安無事，早日出獄。她焦思苦慮而失眠，加上妊娠期不適，整個人一下子憔悴了許多。顧順章低聲地告訴她：“快到龍華去，在有條馬路上面有文治大學四個字的地方，你去看看電線桿上貼的什么字?！?/p>

顧順章不敢將羅亦農被害的噩耗馬上直接告訴李文宜，他們新婚燕爾，擔心她會經不起這重大的打擊。其實，在羅亦農被害后，顧順章已命令特一科將羅亦農收殮埋葬了。

李文宜叫了出租汽車，往龍華方向駛去。快到龍華時，看到文治大學四塊方形鐵牌，一字一塊懸在一條馬路口上方一根橫的鐵絲上，她就下車找到電線桿。只見一根電線桿上貼著一張布告，寫著：“奉蔣主席令……共黨要犯羅亦農立即槍決。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4月21日?！崩钗囊丝粗?，眼前忽然一片空白，整個身子顫栗著，雙腿好像不聽使喚了。

“必須找到親人的遺體！”一種強烈的愿望驅使她產生一股堅強的意志，她用手扶住電線桿，支撐著身軀，歇會兒，在裝扮成司機的特科人員護衛(wèi)下，順著馬路前行。

在馬路右邊的凹進去一塊草地當中有桌面大的一汪鮮血，旁邊地上斜倒在那兒有一個寫著“共匪要犯羅亦農”的紙標，還有一方折疊整齊的潔白手帕，這是李文宜送給羅亦農的定情物。李文宜再也撐不住了，癱倒在地，右袖筒掉進血泊里，司機趕緊把她拉起來。

盡管是陰雨綿綿，凄厲悲痛的哭聲還是引來了不少的過路人，其中有一位穿黑色衣服、背上背著一個不大的藍布包的莊稼漢長嘆一聲，請李文宜到不遠的他家里休息一下，告訴她行刑是昨天下午2時。李文宜問他臨刑時的情況和尸體在什么地方。他說：“臨刑前聽到大聲喊什么萬歲吧，我聽不懂。尸首不知是不是善堂收了，我可以領你去看。”

李文宜跟著莊稼漢仍順著這條馬路走不多遠，看到右邊一塊土上，矗立著一堆黃土新墳，墳頭上栽了一把青草。李文宜心里明白烈士是組織上收殮的，看到親人已有個“安身之地”，向那位莊稼漢道個謝，凄然佇立許久，乘車回去，向顧順章匯報并請示黨組織遷葬烈士遺體。

不用李文宜請示，特一科已有打算。不久之后，特一科備好棺木和衣服，派人挖出了原來葬的薄板棺材。啟棺后，由于烈士面部被槍擊后已完全變形，難于辨認，但從腿上的松緊帶、衣服、枕上的毛背心等也可以證明是羅亦農的遺體。于是，將烈士遺體重新入棺后，抬到安徽會館，佯稱是安徽籍死者要停放在那里。

處理羅亦農的后事尚未了結，特一科在找準時機。

1930年春，中共中央要特科完成羅亦農等烈士的遷葬問題，特四科科長李強負責此事。李強偕同李文宜、鄧穎超和鄧穎超的媽媽到安徽會館認了棺木，然后抬到上海江灣公墓，與蘇兆征的遺體埋在一起。李強以“曾幼范”具名，在烈士墓前立下了“姚維常、畢覺之墓”。前者為蘇兆征的代名，后者羅亦農。

羅亦農的遇難，激起了中共上下對叛徒何家興夫婦的無比憤恨。同時，這一對叛徒夫婦還掌握了黨的大量機密，對黨組織的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打點行裝，準備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周恩來指示當時在中共中央看家的李維漢和鄧小平共同商定了嚴懲叛徒的決策。

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秘書處樓上和顧順章接上了頭，商討行動計劃。從公情和私情，顧順章對羅亦農被害是非常悲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