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擔任該會議主席李維漢回憶，雖然出席會議的人不多，但因環(huán)境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卻花了三天工夫，將他們一個一個地帶進會場。一進一出前后花了6天工夫。

“八·七”會議，以它的所謂“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總方針”的歷史功績載入中共史冊。

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先由羅明納滋提議政治局委員7人，候補委員5人，并提出候選人名單付諸討論。羅明納滋提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沒有毛澤東。

討論中，李維漢和蔡和森這兩位湖南籍及有關代表提議要讓毛澤東加入政治局，求實的毛澤東當時沒有看好政治局委員這虛銜，他以準備去參加秋收起義為理由，婉拒進入政治局。

羅明納滋同意李維漢等人推毛澤東進政治局的意見，認為可將名單提交大會表決。表決前決定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各增2名。

表決結果，選出臨時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候補委員7人。9名正式委員是：

蘇兆征、向忠發(fā)、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7名候補委員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zhí)?、張國燾、李立三。

顧順章從一名普通的中共中央委員在兩個月后擢升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這個巨大跨躍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占有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

天時。所謂“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共的“太上皇”共產(chǎn)國際對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不信任，進而產(chǎn)生對知識分子的歧視。它忽視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政黨不可能直接從工人階級中產(chǎn)生，只能由信仰馬克思主義，有改造社會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作先導。它認為要用工農干部特別是工人成份的黨員來改造中共。1927年7月14日，共產(chǎn)國際給中共中央下一電令。該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jīng)由于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xié)政策而表現(xiàn)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zhàn)時成長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共產(chǎn)國際有這樣的指示，要求思想與上級保持一致的中共必然有“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shù)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的認定。那么，會議就一定要設法將幾個工人黨員加入指導機關。與會代表中和武漢地區(qū)“工農領袖”有誰呢？蘇兆征、向忠發(fā)、王荷波、顧順章等自然可以順理成章地對號入座。這就是顧順章擢升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天時。

地利。“八·七”會議是在時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漢口召開的。軍委特務科的辦公地點就在漢口余積里。它的工作職能所在，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和與會同志的安全以及大會的順利召開，必須付出許多服務和投入大量的會務以及安全保衛(wèi)工作。顧順章帶領著特務科的同仁們忙里忙外，李維漢提到的6天的“進出”的迎來送往，而且又實現(xiàn)安全無事故，這些要凝聚著中共中央領導和顧順章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多少心血啊。有付出就有收獲。這些勞動的同時也彰顯了這個職能部門及其負責人的作用和能力。這就是顧順章擢升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利。

人和。顧順章在上海從事革命斗爭中他那種能頑勇拼命、不怕犧牲的表現(xiàn)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上海組織的領導層中已留下比較好的印象。來到武漢參加中共軍委特務科工作，特務科工作性質使然，他的接觸面較為廣泛，而且從事的都是服務性的工作。他多才多藝，但嘴緊，不善張揚?！疤依顭o言，下自成蹊”。在封閉社會人的觀念中，這也是一種美德，容易讓人產(chǎn)生好感，結下良好的人緣。再說，參加“八·七”會議代表中有10個中央委員，3個中央候補委員，2個中央監(jiān)察委員，其余6人，他們大多認識并了解顧順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