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里無意輕視什么，一切現象都有它的歷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時那種合理性還足以印證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說，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關鍵看它是否具備了變化的條件。十年后，當人們再向我提起所謂的“徐俐現象”時，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為時代瞬息萬變，后來者正在繼續(xù)尋找和實踐適合他們的方式。當我們看到有人端著茶杯出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節(jié)目主持臺上的時候，我們究竟是該歡喜還是該不屑一顧呢？

讓我再回到從前。

面對海外觀眾的不接受，我們能不能改變？時間緊，我們來不及商量。雖然大家沒有著力打出什么旗號，但是，做和國內不一樣的新聞已經是大家思想和行為的共識。至少，海外觀眾不接受什么我們就得改變什么。

我不是一個刻意標新立異的人，但我喜歡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決于我對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諸多能力當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對一件事物能做出別有洞天的理解，實際上就比別人多獲得了一個做事的空間。

《中國新聞》記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電視屏幕上，人們是很少看到被采訪者開口說話的，人們看不到現場報道，也聽不到所謂的現場同期聲。但是，大量的現場采訪卻在《中國新聞》節(jié)目中出現。以我們開播的第一天節(jié)目為例：1992年10月1日，《中國新聞》開播，記者高麗萍站在天安門廣場向大家做現場報道。她告訴觀眾今天的國慶節(jié)有什么樣的人來到廣場，人們在做什么，人們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門廣場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都在她的現場采訪中一氣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條長達三分鐘的新聞，幾乎沒有什么解說詞，基本上都是現場同期聲。這樣的新聞首次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

從內容上，《中國新聞》顛覆了過去傳統(tǒng)的新聞制作方式，那么，在播報方式上呢？當大量的被采訪人物的同期聲進入到我們節(jié)目的時候，由此帶來的真實性和生活氣息在不斷增強。和這種真實的聲音相比，我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聲音？我是否能同它們有機地溶為一體？

首先,我的語言節(jié)奏在加快，實際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說話速度靠攏；我還配合語氣的處理，按照生活中說話的特點，自然加大了對一些重音的強調。光這兩個方面，就已經與眾不同了。關鍵問題是，我這樣處理之后，非常貼合新聞內容，從現場聲過渡到我的聲音，傳接非常自然，我和內容融為了一體。

在我的播報當中，其實最不可忽視的還是語氣的轉變，即我究竟以一種什么樣的態(tài)度來播報。是念稿人，還是對新聞有理解的傳達者，還是作為掌控新聞的主播？有什么樣的心理依據就決定采用什么樣的語氣。依據至關重要。

就生活環(huán)境而言,海外觀眾當然習慣新聞主播，習慣有個性的新聞主播，因此他們才反感我們的千篇一律。這個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識到,徐俐對新聞怎么理解就怎么處理吧，徐俐是新聞主播。于是，就出現了后來人們形容的磅礴大氣、駕馭感強、生氣勃勃，又不乏個人情感投入的所謂徐俐的播報風格。

這種風格產生的影響和爭議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國新聞》由于受播出時段和頻道落地的影響,它的出現最早引起的還是業(yè)內人士的關注,隨后擴展到關心時事的白領階層,影響最大的還是在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