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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潮時間非常短，你去好好查查歷史。一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個是中美建交。我記得是在周鳴祥的兒子出生的那個月，就是1979年元月，我們從一個油田寫生回來，在火車上聽說了中美建交這件事，那是一個時代轉折。1979年夏秋之交，我從西安回學校，坐火車路過秦嶺、廣元那一帶，發(fā)現山坡上的田里耕種的人很少，地都劃成小塊，每塊地里只有一兩個人在干活。我非常奇怪，因為以前農村都是集體出工，一塊地里有很多人，旁邊都空著，干完這塊再都去下一塊……后來才知道，原來是包產到戶了?！崩缀缯f。

雷虹的一些記憶并不那么準確，但他腦子里存著的不是冰冷的編年史，它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坐標——1977年鄧小平復出，1978年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核心精神是：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不要總是糾纏于過去，要著眼于未來。

“傷痕”的發(fā)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素樸情緒，它的蓬勃有助于“實事求是”，賦予政權交接以正當性。但沉溺于“傷痕”、深度開掘“傷痕”，于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無益。

1978年初帶隊進京觀摩學習的魏傳義老師在回校的火車上已經獲知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之所以在“提高川美創(chuàng)作水平”的實際操作中交出了一批以高小華、程叢林為代表的“傷痕”作業(yè)，可能是因為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短暫的滯后”——此時的“講話精神”還在路上，而領會它需要時間。

“‘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本來應該是在1979年的國慶節(jié)舉行，但因為來不及布展，就推到1980年春節(jié)前我們放寒假的時候——高小華和程叢林一炮打響，評論家開始命名、闡發(fā)‘傷痕美術’。‘第二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覽’是1980年五六月份的時候舉辦的——羅中立的《父親》、王川的《再見吧！小路》被推到前面來了。評論家們說《父親》也是‘傷痕美術作品’，嚴格來講是錯的，我認為它并不是……這兩個展覽前后只隔短短幾個月，但畫風已經變了，‘傷痕’變‘鄉(xiāng)土’了?！崩缀缯f。

我在高小華美術館的《布拖人》組畫前站了很久。其中最大一幅是一個叫阿卓黑瑪的彝族婦人肖像，成畫于1983年9月8日，肖像有著枯白的亂發(fā)、瘦削的溝壑縱橫的臉，以及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眼神。

“‘傷痕’持續(xù)很短的一段時間，后來不讓搞了。再接著，這類揭示歷史和社會矛盾的比較尖銳的作品……怎么講呢？一句話：往未來看，別再梳理從前了。所以我們做傷痕美術的這批人也很困惑，也在尋找新的題材。1983年我跟著馬幫第一次去了涼山，第一眼看到阿卓黑瑪，馬上想到羅丹的一件雕塑，叫《歐米艾爾》，我在她眼睛里看到同樣的滄桑，回來之后就畫了一幅《昔日火把節(jié)的皇后》?！?/p>

何多苓說：“我們整個大學期間，是中國轉變最大的時期，先是‘四五事件’、西單民主墻，后來是北京的星星畫會，重慶的野草畫會，然后是‘85新潮’，很快就是改革開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