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時的王安石高高在上，并不清楚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產(chǎn)生的弊端，圍繞在他身邊的一幫小人只知道歌功頌德，蒙蔽了他的視線。一直在外地做地方官的蘇軾，對老百姓的疾苦卻是感同身受。為百姓代言，為國家的利益申訴，對蘇軾來說，件件都是問心無愧的事。就算為此而遭致個人的災(zāi)難，他也能夠做到心安理得。蘇軾是如此，王鞏和柔奴也是如此。

問心無愧，用良心來說話，用良心來做事，這是“心安”的基礎(chǔ)。

第二層，做人要內(nèi)心強大。

社會是復(fù)雜的，在同樣的一個社會，表面上奉行的似乎是一致的道德原則和價值標(biāo)準(zhǔn)，事實上，同樣的社會卻容納著形形色色的人。每個人內(nèi)心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zhǔn)則和價值觀，有正道直行的君子，也有蠅營狗茍的小人，有從善如流的好人，有見義勇為的義士，也有明哲保身的庸人，甚至還有落井下石、見利忘義的惡人……不是每一個憑良心做事的人，都能獲得公正、公平的評價，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一個好人、一個問心無愧的人也會遭致非議，甚至遭遇災(zāi)難。就像“烏臺詩案”后被貶的蘇軾和王鞏，一片公心換來的只是身陷囹圄、遠(yuǎn)謫他鄉(xiāng)。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內(nèi)心，在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的時候，豈不是會怨天尤人，甚至從此一蹶不振？

其實脆弱的人不在少數(shù)，比如后來的秦觀，因為蘇軾在元祐末年的新舊黨爭中再次遭遇“滑鐵盧”，秦觀受到牽連也被貶出京城，從意氣風(fēng)發(fā)的京官變成了一無所有的“庶民”，秦觀一下子跌落到悲苦憂愁中，并且從此就沒有再從苦悶中走出來。而內(nèi)心強大的蘇軾，在總結(jié)自己的一生時，曾以自嘲的口氣說過這樣兩句話：“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黃州、惠州、儋州都是蘇軾先后被貶的地方，每次遭貶，貶所越來越荒遠(yuǎn)，“儋州”甚至還跨海到了海南島，生活貧困到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可是功名事業(yè)越失敗，蘇軾的精神不但沒有垮掉，反而安貧樂道，越是收獲了文學(xué)上和思想上的巨大成就。在蘇軾的心中，“功業(yè)”不僅僅是功名利祿的追求，更是精神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