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前提呢？叫做“落實政策”。從1973年以后，就有落實政策一說，有的在大風暴中入獄的，被放出；關“牛棚”的，讓回家；受管制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松口氣……但是，由于“四人幫”的阻撓，落實政策的步履十分蹣跚，大打折扣，留有“尾巴”，直到1976年10月以后，“四人幫”垮了臺，又經過大約兩年的時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方向，進入了新格局，這才加快了落實政策的步伐。記得1979年初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了詩歌朗誦會，其中有句“詩”是：“政策必須落實！”啊呀，臺下掌聲經久不息，有的觀眾竟至于流出了熱淚！如今長大成人的“80后”、“90后”見到我這樣的回憶文字，或許會發(fā)愣：真有那么回事嗎？作為過來人，我保證有那么回事。那幾年里，“落實政策”絕對是熱詞、要事。

首先，是為被打擊過的老革命、老干部恢復名譽。然后，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反動學術權威”們和包括名演員、名作家在內的文藝界知名人士平反。后來，更提出并實施“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有的被落實政策的對象，已經去世，就開追悼會，重新安置骨灰。活著的，因為風暴中被掃地出門，給其落實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安排住房。于是從1975年起，北京就開始建造幾批“落實政策房”，簡稱“政策房”。我見識過的，規(guī)格最高的，在南沙溝，那個樓區(qū)隔條馬路就是釣魚臺國賓館，風水自然很好，里面有獨棟小洋樓，有連體小洋樓，也有比較高的公寓樓，能被安置到那個區(qū)域去住的，多半是副部級以上的老干部，或者是錢鍾書那樣被當局看重的文化人。再一片在木樨地，是臨街的大板樓，外觀平常，但里面每套單元的面積，都相當可觀。那時候因為住房尚未商品化，還是由組織上分配，因此人們說起樓里的單元，一般不問是多大的面積，而是問：“幾室?guī)讖d呀？”我那時眼皮淺，覺得三室一廳就很了不起了，有回見到馮牧，他那時還屈居在胡同雜院狹隘的東房里，他那時已經是重新恢復活動的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領導成員之一，我覺得官位已經不小，但落實政策，等分房，他也得排隊候著，最后是遷往木樨地的樓里，我想象著他即將遷入的大單元，問：“三室一廳的吧？”他糾正我：“四室一廳?！笨梢娢沂莻€“土老帽”。那時馮牧已經是正局級。后來我懂得了分房的“游戲規(guī)則”：局級四室一廳，處級三室一廳，科級兩室一廳……部級么，那就起碼是五室二廳。又想起曾見到韋君宜（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晚年著有《思痛錄》），給她落實政策，要考慮她那在風暴中犧牲的夫君楊述（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她可能只是正局級，但楊述級別更高，因此，當我問她即將遷往的新居是否四室一廳時，她回答我：“有七間屋子。”令我“耳界大開”。后來我到木樨地馮牧新居拜訪過，也去過旁邊一棟樓里的陳荒煤家，他們所分到的，均非樓里最大的戶型，馮牧說他那套是最小的一種，但我置身其中，卻覺得已經相當地寬敞堂皇。胡風、丁玲落實政策后，也都入住在木樨地的樓里。

另一大片“政策樓”，則在“前三門”，即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一線，原來是北京內外城分界的城墻所在，城墻拆了，崇文、宣武兩個城門也拆了，蓋起了一大排公寓樓，其中絕大多數，也是用來安置恢復名譽、重新安排職務的黨內外人士。王蒙從新疆回來，改正了1957年對他的錯劃，很快被任命為中國作協(xié)和北京市作協(xié)的領導成員，頭一套住房，就分的是“前三門”某樓里的一套，那格局完全不能跟南沙溝的比，跟木樨地的差距也大，但王蒙那時很高興，我去過，覺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