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中的逃亡線路，是從一個女人（瑪格麗特）身上開始，在另一個女人（茜爾薇）身上結束。這部“圣經(jīng)”的關鍵詞，是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鄙棄和拒絕，對瞬間的快樂和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古老的《圣經(jīng)》已經(jīng)被改寫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變成了通往肉體迷宮的路；博愛原則變成了快樂原則。高行健在自己的“圣經(jīng)”中，試圖用肉體迷宮的瞬間性取代《圣經(jīng)》的“末世論”，用愛欲和自戀取代博愛和自虐。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高行健就解決了終生困擾著弗洛伊德的難題。問題在于高行健所提供的，依然是在政治恐怖和文化壓抑壟斷下滋生出的癌細胞一樣的“癥候群”，是一種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至今仍潛伏在我們潛意識里的“癥狀”，一種有待治療的“癥狀”。四處奔走尋求自由和快樂的頭顱，連同它所傳播的語言信息，就這樣成了一種疾病。

疾病和游戲

長篇小說《一個人的圣經(jīng)》，將兩種處于高度對峙關系中的語言，即“疾病語言”和“游戲語言”扭結在一起。高行健小說中的“疾病語言”，當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誤”、“胡話”，而是借助語言，有意識地重現(xiàn)個人噩夢和集體神經(jīng)癥的過程。他的“游戲語言”，也不是兒童多形態(tài)性的反常的自由游戲語言，而是帶著心靈創(chuàng)傷的成人之間的兩性游戲語言。對1957年和1966年前后那段經(jīng)歷的回憶，是“疾病語言”的集中體現(xiàn)（敘事者與女性的愛欲游戲當然也是病態(tài)的）。也就是說，高行健這一部分敘事的過程，就是一種時過境遷之后通過故事形態(tài)重新獲得“神經(jīng)癥”的過程。這的確是一種“治療”的預備方式。對精神分裂病癥的治療，第一步就是要讓患者重建備受壓抑的生活，讓生活中被壓抑的愛和恨，像戲劇一樣重新上演。

在這樣一出殘酷的戲劇面前，聚集著一大批觀眾，且無一例外地都是女性（瑪格麗特、茜爾薇、《靈山》中的“她”、女醫(yī)生、女模特等等）。生活和歷史的殘酷戲劇，成了敘事者與眾多女性之間愛欲游戲的灰色背景。就在這幅巨大的灰色天幕下面，我們看到了一對又一對扭曲的軀體，在前臺顫動，歡叫和啜泣、精液和淚水，全部攪在了一起。這是個悲劇和喜劇交織在一起的場面。在現(xiàn)實和歷史這幅殘酷天幕前上演的戲劇，只能是發(fā)瘋的現(xiàn)實和歷史的重演。但被壓抑的欲望的蘇醒，并不能代替治療。弗洛伊德認為，通過自由聯(lián)想、回憶，可以達到治療的目的，進而使精神與肉體、人與人、人與社會達成新的結合。我們很快就發(fā)現(xiàn)，在升華的夢想中，快樂原則為現(xiàn)實原則所毀；游戲語言為疾病語言所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