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進入尾聲時，褚時健卻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高帽。這頂“右派”的帽子，他一戴就戴了20多年。

落難之人相聚時，多是滿腹牢騷。一次，一個前縣委書記向褚時健抱怨說：“怎么工作做得好好的，就把我劃成‘右派’了？”“莫管那些事啦！大家都沒辦法，關鍵是把咱們自己的事情做好！”褚時健寬慰“難友”道?！鞍炎约旱氖虑樽龊谩?，是他做事的準則，更是做人的原則。也恰恰得益于他一貫秉承這樣的準則和原則，褚時健很快等到了展示自我經(jīng)營能力的時機。

“換腦筋”

當褚時健被“下放”到距離玉溪100公里之外的元江縣紅光農(nóng)場監(jiān)督勞動時，馬靜芬沒有選擇“大難臨頭各自飛”，而是毅然決然地選擇與丈夫風雨同行。

當時，褚時健的女兒褚映群才兩歲多。在妻子女兒沒有來紅光農(nóng)場之前，褚時健多半是“一天三分飽”即可——“只要餓不死就行”。那時，整個中國正處于由“大躍進”到“大饑荒”的“過渡”時期，很多地方都出現(xiàn)了餓死人的事情，因為過分饑餓而得了水腫病的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

在連續(xù)吃了半年稀飯以后，看著一家人日漸嚴重的周身水腫，褚時健堂堂七尺男兒，自然不忍老婆孩子與自己一起挨餓：“我不能讓老婆孩子餓死！”其實，在接來她們之后，褚時健便細細地算過一筆賬：自己每月有22.8元的工資，妻子的工資是12元，兩個人加起來是34.8元。三個人吃飯，每人每個月要上交農(nóng)場8塊錢的伙食費，除去這筆必需的24元花費后，還剩余10.8元，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花銷，實在難以維持這三口之家的吃、穿、用。

當時，農(nóng)場分配給褚時健的房子正好在云南最大的河流之一——紅河的附近，每日出工、歸家，他總會看到這條大河之水滔滔奔流。但在當時他自然無心去欣賞這難得的自然美景，只是整日為生計發(fā)愁:怎樣才能讓全家人活下去？某日，下工回家的他由于體力不支，坐在河畔休息。正面對著紅河苦惱之時，他竟看到一條條肥大的魚兒不斷地涌向下游！

起初沒有反應過來的褚時健，后來高興得大跳起來。自己前段時間整理舊日物件時，從中翻出了十幾個釣魚鉤，那都是在玉溪閑暇釣魚時留下來的。此時，源頭活水肥魚多，何不施展舊技來填飽肚皮？

褚時健飛奔回家，告訴了妻子這一好消息。馬靜芬自然也很興奮，兩人合力將一件舊線衣拆開，搓成了釣魚所用的線。褚時健將釣線丟到河中后，忐忑了一夜，第二天天還沒亮就跑到河邊去看情況，結果竟令人驚喜：鉤子上竟然有四五條大魚！

嘗到甜頭后，褚時健在“改造”之余，便不斷地到附近的野河里去捉魚。當然，他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從事此道——否則，一不小心再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安心接受改造”的帽子可就糟糕了。

就憑這一手，三年困難時期浮腫病大流行，褚時健一家人的身體都十分健康。由此，褚時健后來曾十分感慨：“當人在絕境的時候，其實是能找到活路的，就看你換不換腦筋了。”

從此，注意“換腦筋”也是褚時健的人生法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