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招商局名為官督商辦，實際上未派督辦，只有代表官方的朱其昂、盛宣懷兩位會辦。早在1877年年初，盛宣懷就曾以辦理湖北煤鐵事宜無暇分身為由，向兩江總督沈葆楨請辭招商局會辦職務，但他又同時請求在招商局增設督辦之職。他向沈葆楨建議說，唐廷樞調赴福建、天津辦洋務，只有徐潤、朱其詔“常川駐局，是否須添派大員督辦，以一事權？抑即責成在局各員妥為經理之處？伏乞鈞裁”。

這個督辦，是另行添派大員，還是他盛宣懷自己？行文中雖不能肯定，但沈葆楨的批示卻給了盛宣懷一個底。沈批道：

稟單抄折均悉。招商局甫將旗昌公司歸并，置本較前更多，事務較前更繁。當此擴充精進之際，該道明敏干練，才識兼優(yōu)，極應督率經理，以裨局務，而廣財源。湖北開采煤鐵，雖亦該道管理，然一水可通，常川往來，兩事盡可兼顧，豈宜存去此就彼之心。即使李伯相準另派大員，亦須該道為之引翼?！姓猩叹謩?，仰仍照前認真籌辦，以副委任。

這個批示，“仍照前”三字，表明不提高盛宣懷原來的地位，但盛氏對招商局的重要性卻得到進一步確認，看來盛宣懷的督辦位置只是時間問題了。盛宣懷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請留居天津的朱其詔當面請示李鴻章。朱其詔回信說：“詔屢欲將吾弟（指盛宣懷）所囑之言說上去，總未得聞。限我一月定能報命?！庇纱丝梢姡⑿麘褳檩喆帧岸睫k”事活動之頻繁。

1877年，代表官方管漕運的朱其昂去世，盛宣懷便抓緊時機向李鴻章堅請督辦之任。時人猜測他的請求可能有兩方面的用意：一是“鑒于此局之難支，自求脫卸”，請別的大員來當督辦；二是“鑒于工商之有成，故求拔擢”，請委派他盛宣懷來當督辦。兩種可能性都有，后一種可能性更大些。

盛宣懷向李鴻章解釋說：

創(chuàng)辦以來，無日不危如卵石，未嘗稍避勞怨，目前稍有效驗，正可奔發(fā)有為，而何敢退葸也……奉委以來，無日不避讓未遑，自知諸事未諳，到處甘居人下，此后駕輕就熟，益思坐觀成效，而何敢進求也。

這話從情理上、邏輯上都是矛盾的。原來他盛宣懷“自知諸事未諳”，故“到處甘居人下”，“此后駕輕就熟”，應該可以不居人下了，怎么“益思坐現成效”而仍“甘居人下”呢？他的本意如何呢？他向李鴻章講清楚了：

今昔情形不同，得失關系尤大。細審任事諸人，并不加意刻勉，反覺遇事疏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職道在局除卻為難之事，絕未一語會商，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此局外人認為可恃操縱之轡，上以實求，下以客應。倘再粉飾因循，身敗名裂，不足贖咎。職道居今萬無中立之勢。

這里實際講了兩個意思：一是唐廷樞、徐潤等“任事諸人”很不理想，他們是些無遠慮、招近憂者流；二是他盛宣懷在招商局內是無足輕重之人，諸事“絕未一語會商”，還是一個“權”字。盛宣懷再也難以忍受這種沒有實權的處境，“萬無中立之勢”。要么讓他盛宣懷大權獨攬，要么留下唐、徐，他盛某揚長而去。盛宣懷以退為進，借“或謂”的口吻向李鴻章表達了自己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