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湯若望傳》也并沒打算將主人公塑造成一個完人，而是非常直白地點出了他的性格特點——“爽直火烈”，當然也包括他在本教內(nèi)與其他傳教士同仁的爭執(zhí)。不過順治在死前便已起草了一種“反對基督教之文件”，一旦頒布實施，雖然不見得會對湯若望本人如何，但對于視傳教為生命的湯神父來說，絕對是致命打擊。這些也不見得與湯若望的性情無關(guān)。

雖然沒有特別準確的記載，應該說不久后的“禍起蕭墻”即源自湯若望固有的、西方人的直率火爆。原欽天監(jiān)官員、回回人吳明烜因力推回回歷法，被湯若望不留情面地指出錯誤，因而被革職。順治十六年，吳明烜又上疏指出湯若望的歷法不準，順治帝經(jīng)派人查實，顯系吳氏推算錯誤。這樣拿著國家歷法開玩笑肯定按律當斬，當時與其說是順治帝寬容地赦免了他，不如說是出自湯若望的大度。因為憑著和皇上這份祖孫親情，想置對家于死地易如反掌。然而有時寬容即是自殺，當年的直性子和后來的不記舊惡，明顯給了對方反撲的機會。

順治十七年，欽天監(jiān)的另一名回回官員楊光先，上疏提出《辟邪論》，認為西方宗教是邪教。楊光先很顯然是有備而來，竟把這個《辟邪論》的折子加印了數(shù)千份，廣為散發(fā)，說湯若望等傳教士身負“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歷法荒謬”三大罪狀，還攻擊湯若望“在澳門屯兵不少”。楊光先比吳明烜更有頭腦，可以說三條大罪招招致命。所幸順治出于信任，未予理睬。

康熙三年，楊光先感到時機已到，再上《請誅邪教狀》，控告湯若望等“為職官謀造反，造傳妖書惑眾”。此外，還抓住幾年前，湯若望為董鄂妃所生的榮親王葬期擇日不吉一事，指出順治和董鄂妃的過世均與此有關(guān)。此舉無非是想引發(fā)孝莊的反感。此時的鰲拜等人羽翼漸豐，更想借機讓群臣看看，即便是先帝的“瑪法”，也有能力、有膽識“依法”處置，因此利用這次上疏，下令禮部和吏部會審湯若望。已經(jīng)癱瘓的湯若望當即被捕，同時入獄的還有教內(nèi)三位同仁及欽天監(jiān)同事。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雖經(jīng)其“高足”南懷仁力辯，還是被判了死刑。在嗣后的又一次實驗中，中國、回回、西洋三種歷法同時預測日食時間，結(jié)果南懷仁等根據(jù)西洋歷法預測的日食時間和事實完全相符。然而湯若望等人非但沒有獲釋，反而加重刑法，由絞刑變成了最可怕的凌遲處死。也許在鰲拜等看來，人事的較量要重于天理。

這場大地震救了湯若望，孝莊太皇太后聞訊大怒，湯若望被釋放，而徐光啟在明末培養(yǎng)的一批中西天文學家則被誅殺殆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康熙歷獄”。已是七十五歲高齡的湯若望，回到了從利瑪竇手里接過、經(jīng)自己擴建而成的南堂，兩個多月后去世。

康熙七年，在南懷仁等人的努力下，冤案昭雪?？滴醯墼诩牢闹邪l(fā)出如下感慨：“……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到了雍正朝，湯若望被封為“光祿大夫”，官至一品。

再回首這一次大地震，與其說地動山搖是造物主對冤情的“天譴”，不如說是中西文明的強烈碰撞到了康熙初年已行進到白熱化程度。因為本土固有的儒釋道文化，在明末便已處于西方經(jīng)濟、宗教的持續(xù)“圍攻”中，久之必然要給外來的新文化力量容留“一席之地”。而“康熙歷獄”事件透過湯若望這個特定的人物，將中西方宗教、文化、科技的比拼及各自錯綜復雜的內(nèi)部沖突，多空間、多角度地集中在了一個人身上……所幸，歷史不會忘記，三百多年前的中國土地上，一位德國人邁著堅實、篤定的步伐，把天主教的教義在宮廷、民間廣為傳播，更將歷法、醫(yī)術(shù)、兵工機械等深深植入世界東方——他所摯愛一生的這片土地上！

今天的南堂。每值周日，教眾紛紛涌進湯若望當年一手擴建的寬大明亮的教堂，用中英文宣講著、交流著，而湯若望晚年竭盡全力推行的歷法，更是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