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魯迅去世不久，臺灣孤島上一個叫蘇雪林，自我感覺良好的半老徐娘跳將出來，高舉“倒魯”的大旗，于這年的11月公然“鞭尸”，該“徐娘”在致蔡元培、胡適的信中，以一種近似變態(tài)的心理，對魯迅進行激烈攻擊。蘇氏謂“新文化產業(yè)，被左派巧取豪奪”，“今日之域中，已成為‘普羅文化’之天下”，“魯迅死后，左派利用之為偶像，極力宣傳，準備將這個左翼巨頭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腦筋，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以為醞釀反動勢力之地”。信中，蘇氏促使胡適立即站出來做“取締‘魯迅宗教’”的工作，又在信中罵魯迅為“假左派”、“文筆尖酸刻薄，無以倫比”、“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恥的小人”等等。[4] 

曾被魯迅罵為“焦大”的胡適讀罷此信，對蘇雪林做了如下回答：“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jié)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fā)生效果。”蘇氏沒有想到與魯迅不睦的胡適竟說出此種話來，從言詞把握的分寸看，這個回答，胡是把魯迅仍然當作對立面來看待的，但卻抱了極大的同情與尊重，若說其間有何不恭的之處，便是“狺狺”一詞。更出乎蘇雪林意外的是，在同一封信中，胡適對蘇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惡行給予了嚴厲的批評，胡說：“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yī)，療養(yǎng)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又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份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5]

一生與魯迅見過兩次面，并對魯迅的作品極端崇敬的蘇雪林（安徽省太平縣人，生于浙江瑞安。曾留學法國學習藝術，后回國在幾所大學任過教授。1949年赴香港任職于真理學會，1952年轉臺灣做教授，1973年退休）為什么后來對魯迅如此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瘋狂舉動呢？有研究者認為這是蘇氏滲雜進了“愛而不可得的”怨恨。[6]據說，大陸魯迅研究者陳漱渝到臺灣訪問時，曾專門和蘇雪林有過一場對話，并問蘇為何對魯迅如此激烈地攻擊。蘇答曰：“有人說，我之所以攻擊魯迅，是因為我對魯迅單相思，愛而不得轉為恨。這是沒有根據的。”當時陳并未提問蘇是否愛過魯迅，是否因愛而不得而轉怨恨，蘇氏突然神經質地說出此話，是在表白什么，還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陳漱渝沒弄明白，其它人似乎也沒有興趣對一個神經質患者的話弄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