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chǎn)黨控制的大陸把跟隨蔣介石出走的胡適斥為叛徒，自是見怪不怪，而把杜威與羅素兩位外國學者視為帝國主義的“間諜”，當與二人在“五四”前后分別來中國講學的經(jīng)歷和背景有關。1919年4月30日，胡適終生服膺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抵上海，開始在中國講學活動。此時適值“五四運動”爆發(fā)，在南方講學的杜威聞聽各種傳言，對北京高校學生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曾寫信給家中的女兒，把北大等高校學生游行與痛打曹汝霖等行為，看作是一般大學校園中男生們的相互斗毆，是無聊之舉。但當他于6月5日抵達北京，親眼看到了“五四運動”掀起了新一輪高潮的蓬勃氣象，在兩個月內(nèi)，軍警已拘捕學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學校舍作為臨時監(jiān)獄關押被捕學生。盡管如此，學生們與政府較量的斗志不減，愛國熱情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參與。此舉令杜威大受感動，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學生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贊譽。6月8日夜間，美使館設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員三百余人，席間杜威在演講中說道：“此次來京，適逢學界學潮擴大之際，本人不能充分講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現(xiàn)在深覺中國學生不特能教訓自己，并且能教訓他人，實在可以不必他多講演了云云。”[12] 

在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北京政府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6月10下令免去曹、章、陸等三個賣國者的本兼各職，這使一直傾向于改良主義的老頭子杜威心靈受到很大震動，他在較詳細地了解了學潮發(fā)生的內(nèi)情后，于6月20日寫信給家中女兒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信曰：“附帶說一句，我發(fā)現(xiàn)我上次把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們一般大學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對這里的學生說來有欠公平。整個示威游行是經(jīng)過了細心的計劃，并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游行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nèi)14歲以上的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