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虹飛:沈從文先生是您的連襟,在北京時兩家常常互相走動,您在跟他相處的時候有什么有趣的事發(fā)生?
周有光:沈從文和我的關系很好,可是他的教育背景跟我完全不一樣,我在常州、蘇州、上海這些現(xiàn)代化比較早的地方,六歲直接進的是洋學堂,沒有去過私塾。洋學堂很有趣味,男工帶著我去看,把廟里的菩薩一拉,撲隆通,菩薩的頭就滾下來,廟就變成小學校。沈從文跟我不一樣,他在湘西這種落后地方,小學都沒有進過,他的新思想都是自己買新雜志,自己學的。我們倆的共同點就是學問基本都靠自修,但還是不一樣,我提倡拼音,沈從文不贊成,他見我用拼音,用打字機,就說這么寫文章怎么行,文章寫不好的!他一定用紙筆的。
他很有趣味,共產黨來了,他因為寫的小說思想自由,被郭沫若罵,就到故宮當解說員,人家說這是故宮最低的職位,他很高興,說不然我就看不到那許多古董了!他利用這個寫服裝史,完全按科學方法來寫,寫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