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先遣隨員陳長慶持名簡導引于隊前，如日兵詢問，請會見竹添詢商辦法。既入宮，行數(shù)武，內(nèi)開槍迎擊。公令將士猛進，還攻至王居之景祐宮前門，門早閉，排闥入。

孚特對此問題一無所言，而阿斯頓認為先開火的是宮墻內(nèi)的朝鮮官兵。一位獨立觀察家，即年輕的艾倫，贊同他的說法。

真正的真相永遠沒人知曉。由于宮外的中國人和朝鮮人人數(shù)眾多，幾達四千五百人，而宮墻內(nèi)的日本守備隊只有兩個連，這似乎意味著中國提督有足夠的自信發(fā)起攻擊；但事實上，他是個搖擺不定的人，害怕承擔責任。戰(zhàn)斗一旦開始，就有蔓延到該國其他部分的危險，最終會升級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國際爭端。他還是一個懦夫。他沒有膽量率領主力參加這次猛攻。他將任務交給袁世凱，而他和副手指揮左右兩翼。當被圍的日本人發(fā)起反擊時，這位提督被恐懼擊倒了，只得由兩名士兵抬下火線。轉(zhuǎn)而考察一下日本人所面臨的局面，他們也有開火的理由；他們被一支大部隊包圍，這足以使他們鋌而走險，不惜任何代價，殺開一條出路，尤其是因為他們的計劃是要將國王押往仁川。然而，雙方的意見都不一致。袁世凱是最好戰(zhàn)的，他急于結(jié)束這件事情。而在親日派中，有些人不顧眼前的局勢，仍然贊成將國王押往仁川，但日本公使不肯繼續(xù)執(zhí)行這個計劃，他已經(jīng)意識到局勢的無奈了。他急于縮回去，在還有機會減少損失的時候。

袁世凱繼續(xù)圍攻，從兩點半打到日落，但進展很小。提督親自指揮的那一翼潰敗了，因為他帶了一個不好的頭，而其副手指揮的另一翼躲在宮墻之下，沒有射出一顆子彈。宮內(nèi)一片驚慌與混亂。親日派領袖們只顧得上自保，于是王妃與太子抓住機會逃到了中國軍營。國王想跟著逃往中國軍營，好幾次表明了他的意思，但金玉均及其同僚自然不會讓他這么做。終于，在夜幕降臨后，戰(zhàn)斗暫時平息了。

12月7日黎明，竹添決定沖出王宮，堅持要謀反者們將國王護送至中國軍營，其理由是：他和他的守備隊是來保護國王的，而不是來將國王置于危險境地的。他說：“我要撤了，為將來打算。”金玉均問道：“沒有我們，你如何為將來打算？”日本公使聽了此話，答道：“我會帶上你和你的同僚。”

詭計多端的郵政總辦洪英植將國王護送到小王宮北面的一所寺廟，中國士兵在那里遇見了他們。洪英植立刻被處死了。與此同時，日本人和金玉均等親日派領袖一路奔殺，到了仁川，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班輪，乘輪船前往日本。三日危機就這樣結(jié)束了。

接下來，國王召見大臣們，重組中央政府，恢復外交關系。他向東京派了一個代表團商討問題，也向北京派了一個代表團，為后者幫助自己排除了日本的干涉而致謝。去北京的代表團帶了十萬兩白銀，為王妃采買奢侈品，而袁世凱不得不向中國老板借錢，來支助在政變中犧牲的大臣和軍隊指揮官的家人。袁世凱對這種鋪張浪費說了一句氣話：“是無心肝，不亡何待！”

在為期幾天的危機中，袁世凱晝夜不分地連續(xù)工作。他雖然還只有二十五歲，但其傳記中說：“發(fā)為半白。”11張謇此時已回到中國，在給袁世凱一位親戚的信函中針對袁世凱對局勢的處理做了如下評論：

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時時雜以世故、客氣之習，故舉動輒不勝有識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謝幼度也；方戌亂國，幸屬慎之。

漢城的百姓卻沒有這么挑剔，樹了一塊石碑，記載他的功績。

這次政變由兩份條約的簽署而告結(jié)束，即《朝日漢城條約》和《中日天津條約》。談判從1885年1月7日開始，于兩天后結(jié)束，主要在三個方面達成協(xié)議：

（1）朝鮮政府要向日本正式道歉。

（2）朝鮮政府同意向日本支付賠款，賠償在朝日僑和日本公使館建筑物蒙受的損失。

（3）公使館守備隊要增加到一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