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2年2月中下旬開始，全國的政治氣氛和輿論導向已經發(fā)生很大變化，從政治上的“姓社”、“姓資”討論，轉到如何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從經濟上的三年整頓，到如何引進市場機制，加快發(fā)展。連上海、北京的報紙也都轉載廣東報刊的相關報道，或發(fā)表自己的文章，大講要擴大開放、深化改革。

在新形勢鼓舞下，我們深圳宣傳新聞戰(zhàn)線的同志們宣傳鄧小平重要講話精神的責任感和愿望更加強烈。處于新聞第一線的報社同仁，更加熱情高漲，躍躍欲試。3月12日，《深圳特區(qū)報》編發(fā)了一個半版由記者江式高攝制的鄧小平1月視察深圳的獨家照片。香港的《紫荊》雜志經請示北京主管部門同意，向《深圳特區(qū)報》要這些真實、生動的獨家照片，在“3月號”上大篇幅地刊登出來。同一天，《深圳商報》開始發(fā)表闡述鄧小平在深圳重要談話精神的系列評論“八論敢闖”。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開了全市外宣工作會議。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市委副書記厲有為，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在講話中，都強調要繼續(xù)做好鄧小平在深圳重要談話精神的宣傳報道工作。之后，市委宣傳部在楊廣慧的帶領下，開始籌劃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長篇報道，以及出版鄧小平在深圳的影視紀錄片和專題書籍。幾方面工作都分工由我具體抓緊落實。

當時，我心里最著急和想做的是長篇通訊報道，因為它真實、生動、直接，影響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區(qū)報》社長區(qū)匯文商量，確定長篇通訊繼續(xù)由陳錫添來完成，因為他科班出身，文筆好，又同我一起做記錄，情況熟悉。然后由老區(qū)去向陳錫添明確布置任務。

接下來，我最擔心的是長篇通訊的報道尺度的問題。新聞素材很豐富，但是鄧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談話中哪些上通訊、上到什么程度？再就是什么時機發(fā)表？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可不比評論文章可以寓意、引申和發(fā)揮，還可以不直接說出鄧小平的名字和引用他的原話。“猴年新春八評”里幾乎不直接提“鄧小平”。而發(fā)表鄧小平視察深圳的通訊報道，就必定要直接引用老人家的話，報道當時的事實。我在黨委宣傳部門工作多年，深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新聞報道，不是哪家地方報紙可以搶先發(fā)稿的。搶發(fā)了，又不準確，沒有把握好分寸，那追究起來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正在思慮之際，內部消息說中央轉發(fā)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要點的中央（1992）2號文件已經出來，只是在相當高一級的領導干部中傳達、學習。經過多方努力爭取，3月22日（星期日），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干部專門從北京回來，帶了一份中央2號文件的復印件。我如獲至寶，馬上認真學習、消化，然后送給楊部長看，同時向他匯報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將文件交給《深圳特區(qū)報》社長區(qū)匯文，告訴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長篇通訊的尺度，同時文件要絕對保密，不能傳第二個人。老區(qū)原在省委機關報工作多年，當時既充滿新聞激情，也深知“黨報”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由于有了那份重要文件作尺度參照，他一再高興地說：“好，好。我知道。”

后來，我還經常在想，如果當時沒有那份不太符合組織手續(xù)得到的文件作“尺度”，《深圳特區(qū)報》的長篇通訊很可能上了不該上的東西，又漏了應該上的東西，那么，后來的命運和結果就大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