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連我自己都感到很驚訝。動筆時，我一直在思考，一個三十幾歲的法學教授的人生經歷，有什么可圈可點的東西能拿來寫成傳記？我究竟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所以，寫作這本書時，我給了自己幾個特殊的理由。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至今已經30年了。而我在美國法律界和司法教育界的工作，很意外地為我打開了與我出生的國家——韓國相互聯系的機會。在我有幸執(zhí)教的幾所大學里，哈佛大學是我開始學業(yè)，以及獲得終身教授職位的地方。我成為第一個被哈佛法學院授予終身教授榮譽的韓裔美國人。

哈佛大學在韓國人的移民文化中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我獲得終身教授榮譽的消息引起了很多韓國人的關注，鼓舞了來自各個地方的人，這是通常做學術的人不太會經歷的。2011年秋，韓國總統李明博訪問美國的時候，我有幸應邀參加了一些接待活動。當時在紐約的皮埃爾大酒店門前，有上百名韓裔團體成員歡迎總統的到來。令我大為吃驚的是，在人群中，總統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之前從未與他見過面，但他竟然認識我。當我走在大學校園里的時候，會遇到來哈佛旅行的年輕人來找我索要簽名。我的郵箱里更是收到不計其數的感人信件，有來自美國的，也有來自亞洲甚至歐洲的。

在這個關鍵點上，我很感動地發(fā)現，在這一場移民美國的旅程中，盡管我在此的成就本身并沒有什么，但它對韓國人來說卻有著很大的意義。我所收到的來自韓國各界慷慨的贊揚，與其說是對我所獲得成就的證明，不如說是韓國社會的價值體現——一個學者能讓一個社會為之自豪。這些價值，對我而言超越了教育和學習方面的贊揚，塑造了我的人生。

我并不是自成一格的，如果沒有文化習俗、世界歷史的發(fā)展，以及人口遷移等因素塑造了在美韓裔人群的生活，我的人生也不可能發(fā)展成現在這樣。所以，我不能繼續(xù)尷尬地接受這些對我的過分關注，我開始意識到，我的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韓國人在海外奮斗的故事——因為這與他們息息相關。寫作這本書是為了紀念這種聯系，我是為所有的大韓人民寫作這本書。

我要提醒讀者的是，接下來我所講述的一系列事實并不完美。首先，我意識到我開始回憶很多童年時經歷的事情，而在一個孩子的眼中，很多事情更多的只是一種印象，而非發(fā)生的事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