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花臉”與智性生存?！叭槨痹诤幽蠎蚯锿ǔＶ高^場人物，通過插科打諢，自輕自賤，自嘲自罵，裝瘋賣傻，來獲得一陣笑聲。但是，在生活中，它卻意味著通過出賣尊嚴和人格來獲得某些利益、達成某種諒解或者獲得基本的生存權。這是中國底層人，或者說每個中國人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著的角色，是中國文化中“弱者”的一種生存方式。他們是猥瑣的農(nóng)民或底層的市民、工作人員，沒有自尊，以自我貶低來獲得一點生存位置。在《故鄉(xiāng)面和花朵》中，劉震云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幾個男女突然將我的麻六嫂給捺到了地上，接著就將她的褲子給扒了下來……整個過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個過程他一言不發(fā)，甚至還對那些做出這惡作劇的成年人露出一絲討好的微笑?！粓鰫鹤鲃∵^去，麻六嫂提上褲子，一邊系自己的褲帶，也沒有對眾人露出懊惱，一邊在那里系著自己的褲帶，一邊像麻老六一樣對眾人露出了討好的笑容?！编l(xiāng)村世界的這種扭曲性格不僅僅是貧窮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種自我保護，是對隨時而至的災難的一種應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文化性格。與“三花臉”的自戕自賤相映襯的，是弱者另外一種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尋找一種平衡。李準《黃河東流去》中的徐秋齋，是鄉(xiāng)村智者的典型，他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和權勢做斗爭，既贏得了勝利，同時也維護了尊嚴，這是在苦難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自我保護方式。這是典型的鄉(xiāng)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滿足。

好面子與自卑自大。賈平凹在談到寫作《廢都》時說：“西安的這種古都——故都——廢都文化心態(tài)是極典型的?！瓘哪撤N意義上講，西安人世間心態(tài)也恰是中國的心態(tài)?！逼鋵崳@是北方的一個共同處境，穿行在開封、洛陽的小巷里，看到一個個古建筑和古遺址的殘垣斷壁，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沒落和悲涼，也許這就是廢都意識產(chǎn)生的原因。對北方來說，宋代帝都南遷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斷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氣、人氣越來越弱，文化上產(chǎn)生巨大的失落感，民眾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們?nèi)匀慌Ρ３炙鼘φ蔚年P注和對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間，上學讀書是基本的認識，學風甚盛）；另一方面，民眾精神有一種被抽空了的疲憊，好面子（幾乎到了極致），要求人的尊嚴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當小丑來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純樸與狡詐、善良與冷酷并存，有時候極其忠于誠信，但是，一旦受到傷害或有利可圖，則馬上背信棄義。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現(xiàn)實中底氣卻不足，這也是形成獨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過分的自尊和敏感，這是弱勢群體最為常見的性格，也是沖突經(jīng)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間文化性格，幾乎是在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國傳統(tǒng)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憐、可惡的，卻是絕望之中的反抗。同時，這里面也體現(xiàn)出一個由“中心”轉向“外省”的地方區(qū)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產(chǎn)生的性格變異。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這些性格的負面因素卻被賦予了雙重意義，一方面，它逐漸暴露出不合時宜的地方，或者說，它與日漸個性化、現(xiàn)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間產(chǎn)生了明顯的沖突，正是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終無法擺脫傳統(tǒng)思維的因襲，使得河南民間對權力的追逐總是更為激烈，也在無形中與時代文化精神的發(fā)展趨向產(chǎn)生了深刻的沖突；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在中國當前的語境下，這種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礎，中國政治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并沒有脫離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核，每一級別的人相對高一級別的人來說，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種扭曲的行為來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換句話說，中原文化的內(nèi)在運行機制仍然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文化的內(nèi)部，存在于中國生活的每一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