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們同樣也意識到，和上述作家同時代或之前的偉大的女性詩人——比如說高貴的伊麗莎白·巴瑞特·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艾米莉·狄金森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同樣也分享了體現(xiàn)在那些女性小說家身上的特殊的、含蓄的感情，并受到這種感情的影響，我們感覺到，這些詩人在一個相當復雜的女性文學傳統(tǒng)之中，同樣也是十分強大的。

與我們在學校里學習到的所謂“主流的”（也就是說，男性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文學歷史相比，這一傳統(tǒng)可以被認為具有不同的歷史輪廓，這一點賦予了（并依然賦予著）19 世紀以一種特殊的韻味。直到20 世紀90 年代，蘇珊和我還在一直或通過發(fā)表論文、或通過會議陳述提出這樣的觀點，即女性文學的歷史并不僅僅只是在《閣樓上的瘋女人》面世之后才浮出水面的，它還體現(xiàn)在我們后來編撰的《諾頓女性文選》之中，它和男性的文學歷史有著非常不同的形態(tài)—說得更專業(yè)些，學者們習慣于用所謂時代精神（zeitgeist）之類的詞匯來對某個時期的特征進行歸納，這種進行歷史分期的策略表明，在性別不同的作者之間，編年史的模式差別非常之大。事實上，正如我們和其他人都已經(jīng)注意到的那樣，女性的過去并不始終都和男子們的過去是一樣的情形。舉個例子來說，我們?yōu)槭裁匆雅詫懽鞯狞S金時代——那個由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狄金森和羅塞蒂構成的時代，那個構成了女性的文藝復興的時代——確定在19 世紀中期，而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呢？

顯然，正如早期的現(xiàn)代英國文學學者們不斷證實的那樣，在16世紀和17 世紀，有許多女性知識分子開始崛起，她們的人數(shù)比那位才華橫溢得令人不可思議的女性主義歷史學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猜測的還要多得多。我們編撰的《諾頓女性文選》的目錄表顯示，從彭伯洛克伯爵夫人瑪麗·悉德尼·赫伯特（Mary Sidney Herbert，Countessof Pembroke，1562—1621）、她的侄女瑪麗·羅斯（Mary Wroth，1587 ？ —1651／1653）到紐卡所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1623—1673）和溫徹爾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1661—1720），一批擁有許多特權的文藝復興時代貴族創(chuàng)造了復雜的翻譯作品、深奧難解的十四行組詩，還有滔滔不絕的辯論性作品、表達空想之作、書信體的詩歌，以及一大批其他的手稿，其中有一部分曾經(jīng)公開出版，但是大部分卻只是在私下場合中流傳?；蛟S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些世紀里，有一批并不像上述女性那樣擁有特權的女性同樣也寫出并出版了復雜的作品。那些藝術家當然包括阿梅莉亞·蘭亞（1569—1645）和凱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ips，1632—1664），但尤其要包括（當然啦）安妮·布雷茲特里特（1612—1672）和阿弗拉·貝恩（Aphra Behn，1640—1689）。

到18 世紀則就更多了，正如最近的一批學者已經(jīng)充分地證實了的那樣，女性已經(jīng)熱切地進入了文學市場。從伊麗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1693 ？ —1756）到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1749—1806）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1764—1823），女性小說家和詩人的先驅(qū)們不再僅僅是為了“練筆”（正像安妮·芬奇非常諷刺地所說的那樣），她們甚至靠寫作來謀生了。盡管她們緩慢但卻毫無疑問正在幫助成形的傳統(tǒng)常常受到男性（甚至還有一些女性）讀者的輕視和嘲笑，盡管在分量、力量方面和數(shù)個世紀以來形成的、作為主流的男性文學傳統(tǒng)相比，還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它卻從空間和范例上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或許正在潛滋暗長的擁有女性文學特質(zhì)的批評群體——對于19 世紀有抱負的女性知識分子來說，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