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諸種責難在理論上的復雜性，以及進行責難的人們對意義上的微妙差別的堅持，等等，確實讓我們看到了自20世紀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那些最初想入非非的覺醒以來，女性主義所取得的進步。但是，準確地說來，那些意義上的微妙差別并不是當時的我們所能夠清楚辨別的，因為我們突然看到，可以有一種新的方法去觀察、去思考，就像豪迪·都狄一樣給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或者就像弗蘭肯斯坦的新娘那樣興奮得手舞足蹈。至于我們最初遇到的那些懷有敵意的批評家，他們也同樣缺乏對于意義的微妙差別的辨析。他們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我丈夫有一次提到，他們對于《閣樓上的瘋女人》的基本觀點所作的攻擊，可以用兩句簡單又平淡的句子來概括。第一句是：“男性也同樣在忍受著痛苦哇。”第二句是：“我妻子并不那樣認為呢！”

蘇珊·古芭：有一次，我提醒桑德拉說，“我并不相信希刺克利夫（Heathcliff）是一個女人?！辈恢挂淮蔚?，我還逗她說，“你有沒有認真想過，我們或許可以放棄使用書開頭第一句話中使用的‘陰莖’那個詞？”在我們的合作中，我在提供啟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之間的大量交談——無論是在電話里、在汽車中、飛機上、餐館內(nèi)還是在旅館的房間里；還有是在合作教學時、參加學術會議時；后來則通過聯(lián)邦快遞和電子郵件——改變著我們寫作的形態(tài)，而寫作則最終使交談的內(nèi)容獲得了固定的形式。但是，這些討論中當然也包括一大批其他的人：其中有我的女兒瑪拉和西蒙娜，她們對于和我們的研究相關的身體藝術品和身體行為（既包括簡·蓋洛普的《通過身體思考》的封面，也包括她們母親經(jīng)常不在家的事實——用她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媽媽出差去了”）充滿激情的反應始終鼓舞著我；我的前夫愛德華·古芭幫助我們將打字機換成了電腦（因為《閣樓上的瘋女人》這本書是誕生在那個“剪切”意味著剪刀，而“粘貼”意味著膠水的時代的）；我親愛的朋友瑪麗·喬·韋弗，還有印第安納大學里我的那些聰明而支持我的同事，他們成為活生生的例子，說明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人都成了或即將成為冷面機器人。

桑德拉后來的丈夫埃利奧特·吉爾伯特是幫助我們最多的人：他以充滿激情的善意教會了我們?nèi)绾稳ニ伎?、寫作，他作了關于《魔笛》中夜之女王的一系列優(yōu)美的講座，摹仿狄更斯扮演《奧列佛·退斯特》中西克斯的形象，講猶太笑話，按照復雜的食譜做菜，潤色即將在《美國現(xiàn)代語言學會會刊》上發(fā)表的論文，或者，就是對戴維斯分校的行政管理進行分析。在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參加1999 年狄更斯項目的學者們，決定圍繞《閣樓上的瘋女人》問世20 周年這一主題，在小組討論上交流。狄更斯年會是埃利奧特幫助建立的。以這樣一種形式表示慶祝，倒不失為一種合適的方式。

19 世紀及其后

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一樣，我也要對許多人表示謝意，他們中有無數(shù)朋友和同事，還有我的孩子們羅杰、凱西和蘇珊娜，在我們一起撰寫《閣樓上的瘋女人》的艱苦歲月里，他們一直在鼓勵和支持著我們。不過，我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同意蘇珊的意見，即埃利奧特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不僅有感情方面的投注，還有智力方面的幫助。他不僅激發(fā)起我們的靈感，為我們提供指導，事實上，他本人就是一位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專家——在這一點上，無論在我的家庭中，還是在蘇珊的家庭中，他都是唯一一位真正的專家。因此，顯然，他寶貴而始終如一的建議和忠告幫助我從自己熟悉的研究領域20世紀向后回溯（同樣地，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幫助了蘇珊從她熟悉的研究領域18 世紀向前推進），一直到了那個叫做維多利亞時代的迷人而又疑問重重的19 世紀核心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