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社聽講，旨在“文字上的復古”；嗣后周作人學習古希臘文[1]，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時日本學校里還沒有希臘文這一科目，帝國大學文科有開培耳在教哲學，似乎設有此課，但那最高學府，不是我們所進得去的，于是種種打算，只能進了筑地的立教大學，這是美國的教會學校，校長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懷德的《初步希臘文》，后來繼續(xù)下去的，是克什諾芬（Xenophon）的《進軍記》（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視那正統(tǒng)古文，卻有時候還進到與立教大學有關系的‘三一學院’去聽希臘文的‘福音書’講義，這乃是那時代的希臘白話文，是一般‘引車賣漿’之徒所用的語言，所以耶穌的弟子那班猶太人也都懂得，能夠用以著書。我這樣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臘學術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學者們的著作，實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種野心的。正如嚴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諸子，（雖然章太炎先生說他‘載飛載鳴’的不脫時文調(diào)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馬遷一樣，我也想把《新約》或至少是四福音書譯成佛經(jīng)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學堂里時候，聽過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胡朝梁——這是他的原名，后來成為詩人，稱作胡詩廬了——的議論，強調(diào)《圣書》的文學性，說學英文的人不可不讀。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欽定的譯本是不錯的，但是我讀漢文譯的《圣書》，白話本是不必說了，便是用古文寫的，也總是覺得不夠古奧，不能與佛教相比。佛經(jīng)本來讀得很不多，但那時已經(jīng)讀到《楞嚴經(jīng)》和《菩薩投身飼餓虎經(jīng)》，覺得這中間實在很有一段距離，我的野心便是來彌補這個缺恨。”[2]

這一計劃后來被周作人放棄，因為據(jù)他說，“等得我學了幾年，回到本國來之后，復古思想慢慢的改變了，后來翻看《圣書》，覺得那官話和合譯本就已經(jīng)十分好了，用不著再來改譯”[3]。不過掌握古希臘文，卻別具重要意義。西方文明構(gòu)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頭古希臘，并非“只根據(jù)英美一兩國現(xiàn)狀而立論”[4]；進而更揭示“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接近”，“于人生最適用，他的地位在各種文明中比較適中”[5]，這與能夠直接閱讀原典不無關系。他也曾利用這一能力，譯介了包括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6]、諦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7]、海羅達思（Hērōdas）[8]和路吉阿諾斯（Loukianos）[9]等古希臘作家的大量文學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間，周作人還曾與章太炎一道學習梵文，但僅聽兩課，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為此來信，將周作人的號“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魯迅的號“弧孟”為自己所起——寫作“啟明”，以后被他采用為“字”[10]，并衍生出“豈明”等名號，算是留下一點紀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發(fā)表作品，出書多署“周啟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為妻。信子時年二十，本為“伍舍”的女傭；兩人初次見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這一婚姻無疑加強了周作人與日本之間的關系[11]，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該關系中的某些抉擇。一九〇九年八月，魯迅回國。據(jù)他說：“因為我底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jīng)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12]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當在其列。這時適逢《域外小說集》以失敗告終，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魯迅晚兩年離開日本，對于日本的理解，就與兄長有些分別。講到他和日本的關系，這段時間實屬關鍵。魯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學習日文。“不過所學的不再是書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實社會上流動著的語言罷了，論理最好是來讀現(xiàn)代的小說和戲劇，但這范圍很大，不曉得從哪里下手好，所以決心只挑詼諧的來看。這在文學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韻文方面便是川柳這一種短詩，…… 狂言是室町時代的文學，屬于中古時期，去今大約有四百年了，川柳與滑稽本雖然是近世的江戶時代，但計算起來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東西，落語的起源也約略在這時候，所以這些參考的資料，大半是在書里，這就引我到雜覽里邊去了。川柳在現(xiàn)在還有人做著，落語則在雜耍場里每天演著，與講談音曲同樣的受人歡迎，現(xiàn)代社會的人情風俗更是它的很好資料，閑來到‘寄席’去聽落語，便是我的一種娛樂，也可以說學校的代用，因為這給予我語言風俗的幫助是很大的。” [13]周氏視川柳為風俗詩，對可以稱為風俗畫的浮世繪也很喜歡，但于前者“有時或者還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則強調(diào)“這里邊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悵然之感”[14]，所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獨特的人生體驗與審美體驗。多年以后，他還提到自己“從日本的川柳，特別是《末摘花》四編，得到極大的影響”[15]。當時他開始搜求柳田國男等人的鄉(xiāng)土研究著作，也是“著手于國民感情生活” [16]，特別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婦遷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這好像是火車里三等的乘客，都無什么間隔，看見就打招呼，也隨便的談話。……有些市井間的瑣聞俗事，也就混了進來。”[17]以后周作人說，其“雜學”“大抵從西洋來的屬于知的方面，從日本來的屬于情的方面為多”[18]；只有通過后來這番閱讀與際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層面去理解日本文化，進而轉(zhuǎn)化為自己的文化構(gòu)成，——這里他更將“狂言”、“滑稽本”與川柳等作為對比的一方：“中國在文學與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這是偽道學所種下的病根歟。”[19]周作人因此對于日本文學有著特別的興趣點，晚年所譯《狂言選》、《浮世澡堂》和《浮世理發(fā)館》等，即為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1]《知堂回想錄·學希臘文》說：“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開始學習古希臘文。”《知堂年譜大要》也說戊申年“入立教大學”。但是立教大學的學籍登記表上，周作人“入學時間”一欄卻寫著“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所讀系“商科豫科”，如此則是一九〇九年的事了。“退學時間”則為“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2] 《知堂回想錄·學希臘文》?？耸仓Z芬，通譯色諾芬?！哆M軍記》，通譯《長征記》。

[3] 同上。

[4] 《北大的支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雜記》）。

[5] 《希臘閑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生》第一卷第二期）。

[6] 通譯阿里斯托芬。

[7] 通譯忒奧克里托斯。周氏又譯臺阿克利多思。

[8] 通譯赫羅達斯。

[9] 通譯盧奇安，又譯琉善。

[10]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日日記。

[11] 正如梁實秋所說：“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憶周作人先生》）

[12] 魯迅：《魯迅自傳》（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作）。

[13] 《知堂回想錄·學日本語續(xù)》。

[14] 《我的雜學》。

[15] 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致鮑耀明信。

[16] 《我的雜學》。

[17] 《知堂回想錄·赤羽橋邊》。

[18] 《我的雜學》。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