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過分傾向于把沙龍精神帶入文學之中，又把文學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稱之為政治領域中的文學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與新穎甚至真實，熱衷于有趣的畫面甚于實用；極易被演員的精湛技藝和華言麗語所感動但卻撇開戲劇效果于不顧，最后僅憑印象而非理性做出決定的那種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國歷史上涂抹著革命顏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維爾遇到了好友讓－雅克·安培。上午剛剛目睹了奧爾良黨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頭鼠竄，托克維爾自然無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著對方臉上的快意：“我認為安培反對他們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說一句是出于個性?！蓖锌司S爾覺得，法國人似乎一有不順意就要革命，要心滿意足地看到舊政權被扳倒，不管這個舊政權是否還可以忍受，也不管社會要因此發(fā)生多少動蕩。他進而說，文人對社會心理中存在的這種習性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從類似國民性的角度出發(fā)詳細批判過文人涉政。法國人鐘愛聰明才智，卻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國家，一遇到那些從某種普遍理念出發(fā)的言論就激動不已，有了這樣的激勵機制，文人逐漸給公眾輿論披上了哲學的外衣，給法國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談論體系、談論大而泛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的傳統(tǒng)。在這種傳統(tǒng)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識分子、哲學家這幾個范疇互相都有極大的重合，知識分子很多都“公共”，有專業(yè)的哲學功底或有哲學化寫作的愛好，著書立說，發(fā)表言論，與狹義上的作家過從密切。到20世紀，請愿書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識分子名字，讓這一傳統(tǒng)越發(fā)明顯。從埃米爾·左拉開始的知識分子光榮史，其實也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時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問題。托克維爾詬病文人的天真無知，但并不否認安培之流的真誠。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國一代代文人們逐漸發(fā)現(xiàn)，他們就連自己的真誠都越來越難以保護或證明了，想憑借良心獨立引導公眾輿論的空間日漸式微。左拉的控訴大約是出于真誠，多少年來被傳為佳話，可就在當時，《我控訴》一見諸報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隨兩大陣營的定名被符號化：挺德派如獲至寶，打出左拉的旗號招攬信眾，反德派則照例搜尋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時爆些料以正視聽。一句話，雙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惡名——而不是控訴本身的雄辯性、邏輯性和說服力——為自己的陣營吸引加盟者，給他們灌輸以黨派化的“真相”。斗爭的成敗似乎不再取決于真相如何，而取決于能否搞臭一個名人、一個組織、一支勢力。

安德烈·紀德的遭遇是又一個明證。1936年，他不合時宜地出版了《訪蘇歸來》，一本知識分子的良心之作，但置于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紀德揭露蘇聯(lián)內(nèi)幕之清醒人心的效果，便遭黨派思維方式的削弱下而大打折扣。等到法國淪陷后，人們甚至可以說，是《訪蘇歸來》客觀上導致了左翼聯(lián)盟的分裂和右翼親納粹分子的囂張，如果不是他，左翼力量和反法西斯主義同盟絕不會在大敵當前時這樣麻痹，法國也不會這樣不堪一擊。特殊的政治形勢讓文人涉政落得悲劇下場的概率更高了。一面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yè)化程度不夠，他們探討理論、救濟蒼生的熱情有余，欲襄助政治經(jīng)濟現(xiàn)實運作卻力有不逮；另一面，他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黨派性政治文化的扭曲化解讀，一旦想堅持良心獨立，更會立即遭到左右兩方的厭棄。

文人涉政究竟是否值得？文人涉政行為最好的結(jié)果又是什么？托尼·朱特教授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研究的第一個人物，社會黨領袖萊昂·布魯姆，看起來是比較好的涉政人選——不僅涉政，而且直接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