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證汪精衛(wèi)的這些舊詩，只想說明一個問題：詩詞為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線索，它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我們生存的意義，道出了一些隱秘的內(nèi)情，盡管有時候顯得矛盾重重。

詩與思

關于“詩之罪行”，我在課堂上和學生們有過一些討論。有天我給學生們看了一首我寫的詩，讓他們分析它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他們的回答沒有讓我失望。至少他們會說：老師，在詩歌里，感性與理性沒有那么對立吧？

是啊，可為什么詩歌卻給了世人這種印象，認為它只是感性的容器，只能盛放歡笑和淚水？事實上，遠在西方，詩與思的爭辯差不多貫穿了整個思想史。在古希臘，甚至發(fā)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關于是否應該驅(qū)逐詩人的大討論。

在蘇格拉底那里，詩歌是想象與神話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說是遠古荒誕的世界，與他想要追求的熱愛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他認為詩歌不僅制造影像、充斥謊言，使假象偽裝成了真實，而且因為縱容貪婪和愛欲，也有了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柏拉圖似乎完全接受了這些觀點，認為飽含感情的詩歌是危險的，荷馬以及那些希臘大戲劇家要被永遠趕出城邦，流放到外地。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另一版本的“罷黜百家”，只不過它所獨尊的是理性。柏拉圖的“哲人王”思想與此一脈相承。理性被推上神壇，無所不能，其他多為妖孽。

柏拉圖雖然繼承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觀點，卻沒有得到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認同。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有詩的真實，這種藝術真實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詩還可以建設城邦正義與秩序，塑造公民的靈魂。亞里士多德再次表達了他愛老師但更愛真理的態(tài)度，客觀上也說明了詩與思之辯的復雜性。詩與思的爭辯在后世延續(xù)，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對“文學病”的聲討。

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何要驅(qū)逐詩人？這一激烈態(tài)度與其說是源于他們的某種極權主義傾向，不如說是源于某種“理想的焦慮”。為了打破詩歌、繪畫、戲劇等“模仿藝術”的壟斷地位，他們一心希望哲學能夠后來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在希臘被廣為接受。也正是在這種焦慮的推動下，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對理性的重視逐漸上升為對人的無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變成可以拿人做實驗的科學，政治正確變成了理性生產(chǎn)線上唯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極端的革命的年代，詩歌真的被徹底驅(qū)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掏空了靈魂的標語口號。

具體到中國，通常我們很難將“八個樣板戲”同以追求真理為一生理想的蘇格拉底畫上等號。但那個年代將藝術歸為“真理部”下屬部門的做法，與蘇格拉底當年推崇理性而驅(qū)逐詩歌的主張何等神似。

蘇格拉底的擔心在其追隨者身上應驗了，弄權者運用其政治理性時，將生產(chǎn)真理變得像譜寫詩歌一樣隨心所欲。至于柏拉圖試圖構建的理想國，和近幾百年間許多空想家提出的各種烏托邦設想，又何嘗不是對現(xiàn)實世界的拙劣“模仿”或“想象”？

回到前面我與學生們討論的問題。詩歌并不絕然屬于理性或感性。一方面，我認為有些理性的東西，或許更適合通過詩歌來表達。我持這一觀點，和我對語言的理解有關。我們所用的語言，表面上看精確，其實處處是模糊的陷阱。這并不是說我相信“含混的世界”只能用“含混的語言”來表達，而是說詩歌的語言和它所具有的開放性會為我們的表達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