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呂歇爾去世那年，阿倫特64歲。雖然她仍然以非凡的精力投入工作、與朋友聚會以及去歐洲度假（布呂歇爾離世后，她不再去卡茨基爾山區(qū)而是去洛迦諾瑞士南部城市?！g者注附近的一個幽靜的膳宿公寓避暑），然而她對自己的健康從來不怎么重視。對醫(yī)生讓她戒煙的建議，她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她曾嘗試戒煙，然而當不抽煙無法寫作時，她便不再堅持了。當她再度回到《精神生活》一書的寫作上來的時候，也曾試圖少抽些煙，但也終因她非常大的工作強度而不得不放棄。那期間，她閱讀的哲學文獻數(shù)量超過了自從自己做哲學系學生以來所閱讀過的哲學文獻總數(shù)。在她收到來自蘇格蘭阿伯?。ù髮W）著名的吉福德講座的演講邀請的時候，她就為這個著作的《思想》和《意志》兩部分（《判斷》這部分未曾動筆）確定了應(yīng)該完成的最后期限。1974年，當她在阿伯丁做第二部分演講時，突發(fā)心肌梗死。

自從那次阿倫特的身體恢復(fù)之后，她開始變得謹慎了。她允許自己較多地休息，晚上放松地跟朋友們一起度過。他們包括老的移民朋友，還有新的美國朋友以及高年級的學生，有時她還跟他們一起去電影院或去聽音樂會。她努力重拾那些在艾希曼論爭中一度受損的友誼，并且約見一些她自布呂歇爾去世以來因節(jié)哀沒有見過面的人。在這段比較安靜的時期，她獲悉自己獲得了由丹麥政府頒發(fā)的歐洲文化貢獻獎——索寧獎。她在哥本哈根的獲獎感言中（Arendt 2005）談到一些問題和風險，尤其是針對那些有聲望和知名度的思想者。她的一席話成為對如何保持、保護“精神生活”問題的冥想。人們不應(yīng)因為對政治事件的擔心而有所退縮，而應(yīng)該很好地去判斷。

阿倫特拒絕了很多來自大學和學術(shù)會議主辦方的邀請，唯獨接受了一個有關(guān)政治問題的演講邀約。她同樣以美國公共領(lǐng)域中有威望的人的身份，受邀在1976年波士頓音樂廳論壇紀念美國200周年慶典上致辭。她題為“惡有惡報”（Home to Roost）（IG 354-369）的演講通過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播出，并且發(fā)表在《紐約書評》上。演講時間雖然不長，但她卻堅定地指出美國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危機。通過它們，她看到了美國憲法和政府共和制自從越南戰(zhàn)爭直至水門事件以來所遭受到的挑戰(zhàn)。

1975年，阿倫特在她瑞士的膳宿公寓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夏末。為《精神生活》最后一部分《判斷》的寫作她閱讀了康德的著作，還拜訪了一些朋友，總之她嘗試著放松自己。她在曾作為卡爾·雅斯貝爾斯文學遺產(chǎn)管理員瀏覽過所有相關(guān)文件的馬爾巴赫度過了一個月緊張的資料查閱期。她還并不輕松地拜訪了海德格爾，看到生著病和幾乎已經(jīng)耳聾了的他。那是他們最后一次的見面。那個秋天，她身體狀況欠佳，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因經(jīng)濟不景氣而處處危機四伏的紐約。1975年11月底她曾一度暈倒在自家門前。幾天后，也就是1975年12月4日，在她與邀請來的朋友共進晚餐時，又一次心肌梗死發(fā)作，這一次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