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著作為政治學提供了新的科學性，其內容是阿倫特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就頻繁地浮現(xiàn)于腦海中的。她在海德格爾的引領下用思想證明了歐洲哲學傳統(tǒng)，乃至歐洲傳統(tǒng)本身的終結。她的思想獲得政治上新的突破，發(fā)現(xiàn)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體形式——極權主義。在文章中，她分析了柏拉圖之后每一個重要政治學概念的歷史，并且重新將它們概念化，她稱為概念性的“除霜”。她用到了很多從海德格爾那里學到的詞源和哲學分析的技術。除此之外，在《積極生活》一書中她提供了一種新的思想框架：一個含有六個條件的方案確定人類的生活——生命本身、與地球的聯(lián)系性、（文化意義上的）居住于地球、創(chuàng)生性（誕生性）、必死性、多元性（與其他不同的生命共處）以及各種人類活動的歸納——勞動、生產和行動（見本書第4章第3節(jié)）。這些模式使她能在極寬極深的空間對行動的條件和回溯發(fā)生的改變進行思考，而這些行動決定著今天人類的生存。在《論革命》一書中她以美國的歷史為例，考察了如何應對人類欲望的問題，旨在創(chuàng)新和聚集新的政治形式。阿倫特將為這個國家制定了憲法的美國革命，與在法俄發(fā)生的以及在她青年時期不成功的德國1918~1919年革命進行比較，也就是說，與那些沒有形成共和國的、憲法未曾有能力確保自由的革命相比。特別地，現(xiàn)代革命創(chuàng)造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議事會。阿倫特認為，這些議事會都能夠表現(xiàn)出適當?shù)恼涡问?，能夠為它們自身產生的言行提供空間。這些議事會是后極權世界迫切需要的、可再生的政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