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在我棄筆從商之后，曾告訴我有關“葉案”之內(nèi)幕，即：

（一）葉先生是犯了“欺君之罪”。

（二）陳“副總統(tǒng)”兼“行政院長”為葉先生緩頰，代為安排出任其“內(nèi)閣政務委員”之經(jīng)過。

在本節(jié)中先予討論第（一）點，至于第（二）點則留待下文記述之可也。

蔣中正日記中對葉先生“奸詐罪行”、“欺上”之指責處甚多，而且認為是“累犯”，并非僅限于在“外蒙古案”之言行，即父親所告訴我的那一次，今列述如下：

（1）以前所犯之罪行

十月十五日蔣先生日記有文字如下：

一、當四十七年十月底，“中美共同宣言”中，我以不憑借武力光復大陸，而葉竟以不使用武力允美方，并謂全照我意定稿。及其發(fā)表，完全與我憑借之意相反之痛心事，葉想又重演一次詐欺乎？

對此點我的看法是，中文中“不憑借武力”與“不使用武力”是不一樣的。不過國際條約中文本只是僅供參考而已，此處是要以英文本的文句為準的。我手上一時沒有資料，尚請研究這方面的專家學者提供意見。

不過以當時國民黨“政府”之重視對美外交，我認為這個宣言絕非簽字者，亦即身為“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先生可以一手遮天，一人獨斷而決定其文句者。一定是經(jīng)過“外交部”、“總統(tǒng)府”以及蔣先生本人之認可，才能定稿。在多年后去怪罪葉先生欺騙蔣先生，混騙過關，是難以取信于人的。

當然，蔣先生有權(quán)指責葉先生沒有達成爭取我方要求的任務，可是宣言全文一定是經(jīng)過蔣先生的同意及授權(quán)，葉先生才會簽字的，也就是說蔣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時是同意“不使用武力”這五個字的。

（2）此次所犯之罪行

至于在一九六一年的“外蒙古案”中，蔣先生指控葉先生為美方虛張聲勢，恫嚇內(nèi)部，要把美方提案蒙騙過關，在其日記中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不過都是在十月十三日葉先生奉召返“國”之前。

在葉先生返抵“國門”后，雙方之交涉已由后文所說的第二管道進行，此即經(jīng)由雙方特務單位之首長，美國CIA駐臺站長克萊恩（Ray S. Cline）與國民黨“政府”之蔣經(jīng)國先生兩位負責，以私人名義所進行之洽商。葉先生當時人在臺北，雖然參與，只是一個助手，協(xié)助經(jīng)國先生的角色。而且連雙方已達成的秘密協(xié)議，還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由后文所引之美方談判代表克萊恩對白宮的報告可知也。因之，葉先生也不再有對蔣先生作欺騙之言行的資格了。

蔣先生在十月十四日與葉先生面談，詢其意見，葉先生乃表示美方白宮不會同意蔣先生所要求的，以書面保證其為了確?！爸腥A民國”在聯(lián)合國之席次，將會不惜動用否決權(quán)以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入會。葉先生并不知道在前一天肯尼迪經(jīng)由第二管道，已經(jīng)口頭同意此事。蔣先生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葉“大使”回到臺北的二天后，其日記中有文曰：

十時后召見公超（岳軍在座），問其昨擬對美方案，在秘密保證中不敢提其使用否決權(quán)，在其公開聲明中（連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之惟一合法政府），亦不敢要求，則尚有何意義？彼始終認為美必拒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