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欺君之罪”：

這是父親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已棄筆從商以后，告訴我的故事。

不過在細(xì)讀了蔣先生日記之后，由本文下述可知，我發(fā)現(xiàn)在他心目中葉先生犯了以下四個罪行：

（一）“不斷侮辱政府”，此即“大不敬罪”，只是蔣先生用“政府”二字取代“元首”。不過蔣先生在眾多密告者之中，只寫出了時任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的曹文彥之名字，其他人的名字卻沒有寫出來，因此我們無法查證沈“部長”是不是告密者之一，在本文中我只能用旁證去作推論。

（二）“奸詐欺騙”，此即父親所說的“欺君之罪”，而且蔣先生還舉例說明葉先生是累犯。至于父親告訴我的那一次，蔣先生并沒有明著寫出來，可是在日記中卻有蛛絲馬跡可尋也。此外葉先生還犯了：

（三）“賣國罪”。

（四）“抗命罪”。蔣先生認(rèn)為葉先生抗命，是因為葉媚外通敵，因此蔣先生將之歸諸于“賣國罪”之中。因為我不同意葉先生是“賣國漢奸”，所以把“抗命罪”另予列出。

凡此等等，在本文中我將細(xì)述之也。

“葉案”與其他兩個案子息息相關(guān)，此即“聯(lián)合國案”與“外蒙古案”，蔣先生日記中有關(guān)此三案之記載，真可以說是通篇累章，比比皆是，抄不勝抄。因為本文之重點既然是在“葉案”，就毋庸詳細(xì)地抄錄其他兩案從頭到尾的全文了。所以在附錄中，我只抄了自九月一日起到十一月十八日為止的日記中有關(guān)此三案的全部文字，以供大家參考。

沈“部長”是在九月中旬赴美的，因此我從九月一日的日記抄起，如此可使大家就沈先生在臺北與在紐約時，蔣先生日記中對葉先生的批評與指控，前后可以做個比較，也可以作為沈先生曾否密告葉先生對“元首”“大不敬”之旁證的了。至于止于十一月十八日，是因為那一天葉“大使”去職，用蔣先生自己在日記中說的話，“葉案告一段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