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xiàn)在公布一份慘死于“文革”的中國戲劇家的名單，人們不僅會為悲悼死難者而垂淚，更會痛切地追問：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個文明的民族怎么會用這樣殘暴的血淋淋的手段，去摧毀自己的文化精英？

田漢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戲劇詩人，他一生創(chuàng)作了話劇六十三部，戲曲二十七部，歌劇二部，電影十三部，歌詞、詩作兩千多首，文章七百多篇，這是他奉獻給我們民族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他同時還是20世紀30—60年代戲劇界公認的最有凝聚力的領(lǐng)軍人物。30年代由他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和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最有力的戰(zhàn)歌，后來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這樣一位偉大的戲劇家，他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什么呢？他先是被一群鼓動起來的學生們揪斗、罰跪、毆打，受盡各種侮辱；后被秘密逮捕，由軍隊看管，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直到死去。田漢當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患著糖尿病，看管他的人不給他水喝，逼得他喝自己的尿來解渴。他的遺體送去火化的時候，隱瞞了他的真名，用的是“李五”這樣一個怪名字，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后的命運一模一樣。而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們，卻高唱著一首《畢業(yè)歌》走向農(nóng)村，這首歌正是這位被迫害而死的戲劇家30年代的作品！

一切都是這樣地不可思議，一切又都是這樣真實地發(fā)生。

只有當人們知道了戲劇界遭受的摧殘之慘痛，人們也就會懂得為什么在毛澤東去世后“四人幫”被粉碎，戲劇創(chuàng)作會最先順應(yīng)和引領(lǐng)時代潮流，在舞臺上淋漓盡致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幫”的罪行了。這是“沖破禁錮后的奔騰，重見光明時的歡唱”，它預(yù)示著中國的文藝事業(yè)將迎來一個春天。

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宮戲劇創(chuàng)作小組的青年作者宗福先，寫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反“四人幫”的劇本《于無聲處》，它的演出像一聲春雷震動了全中國。

《于無聲處》演出的時候，我還在長沙的一家街道工廠里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郵局買到了一張《文匯報》，一口氣讀完了這個劇本。多少年沒有過的藝術(shù)感動，使我激動不已，一夜無眠。

我是一個被拋棄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人。從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到1956年的“肅反”運動，再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以后我經(jīng)歷了長達十一年半的勞動教養(yǎng)，這當中經(jīng)過了“大躍進”運動和三年大饑餓，以及十年“文革”，最后流落在社會底層勞動。從二十五歲到四十九歲，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歲月。

這個二十五年，是我在強制下“思想改造”的二十五年。漫長歲月的囚禁和嚴厲的管制，使我的內(nèi)心充滿恐懼，長期貧困的物質(zhì)生活使我的體力衰頹，我被“改造”成了一個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而“四人幫”的覆滅，又在我已經(jīng)絕望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有一天，我從工廠下班回來，一封匿名信忽然寄到了我的家里。打開一看，是新華社的一份“內(nèi)參”，報道重新使用右派知識分子的消息。我感到驚喜，因為還有老朋友在惦記著我，關(guān)懷著我未來的命運。后來我才知道寄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柯巖和陳剛同志。

這時候，中央戲劇學院的《楊開慧》劇組到長沙演出。這個戲的編劇是喬羽和王樹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劇場買了一張票去看戲。后來我和喬羽重逢時，他告訴我，當時他要求當?shù)匚幕块T接待他的人幫助找到我，但被拒絕了。那時人們還和右派劃清界限。

就在這時，戲劇舞臺掀起的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怒潮勢不可當，它極大地促進著中國人民的政治覺醒。

我工作過的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創(chuàng)作和演出了《楓葉紅了的時候》，這是刺向“四人幫”的第一支鋒利的投槍，對“四人幫”的荒謬絕倫的政治欺騙，進行了辛辣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