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自己先寫就了一副碑文樣稿，上面以毛筆寫了“蔣子經國生母之墓”八個大字，吳稚暉就在蔣經國的樣稿旁邊寫“生母習慣指妾，不可用。不用蔣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實為經國先生之顯妣也”，接著在一旁寫下“顯妣毛太夫人之墓”八個大字取代，并腳注說明：“稱不可表以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為太夫人?！睘榱诉@一方石碑，吳稚暉設想得面面俱到，銘刻“‘顯妣’毛太夫人之墓”，而不是銘刻“‘蔣母’毛太夫人之墓”，既顧慮到蔣介石，讓他在宋美齡面前好交代，不致讓宋美齡吃醋，同時也顧慮到了蔣經國的立場，畢竟毛福梅是蔣家為蔣介石明媒正娶的原配，假設連“顯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對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對孝子蔣經國不公道。

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題字是“顯妣毛太君之墓”，落款處則銘刻“男經國敬立”。

將毛福梅生前事略編入家譜亦是抗戰(zhàn)勝利后蔣家一大盛事。蔣經國奉父命委請吳稚暉寫就母親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慮到父親蔣介石的多所顧慮，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措辭引起宋美齡不悅，事前也曾敦請吳稚暉規(guī)避。等吳稚暉寫好，蔣經國將毛福梅傳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內容全部呈蔣介石過目、定奪，蔣經國完全聽從父親意思辦理，個人完全不表達強烈意見，只扮演被動角色。故而，蔣經國在1948年6月28日給父親的信上寫道：“前奉諭，托請稚暉先生為兒生母作一傳，以備刊入家譜，兒之衷心感動萬分，曾為此親謁稚暉先生，作數次之長談，并以生母事略與祭母文，送稚暉先生參考。在事略與談話中，皆曾特別指出，生母與大人離婚后，由祖母收為義女一節(jié)，并懇請稚暉先生對于此點在傳中加以敘述，日前接奉稚暉先生手書，并附生母傳一篇，但此傳‘但敘母子不涉夫婦’，此乃稚暉先生自己之意思，與大人之本意，以及兒之所請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暉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將稚暉先生手書，與其親書之兒生母傳，以及曾供稚暉先生參考之事略與祭母文，呈請大人核閱，兒一切決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請勿以兒意為念?！?/p>

換句話說，吳稚暉不僅不認同蔣介石父子以“蔣經國生母”稱呼毛福梅，更不認同蔣介石把毛福梅與蔣介石離婚后，曾由蔣母王太夫人將毛福梅收為“義女”的情節(jié)，納入蔣經國母親毛福梅的傳略及祭文之中。因為，蔣介石的母親王采玉將毛福梅收為義女，是為免毛福梅離開蔣家的權宜之計，此為王采玉、蔣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間的事，與蔣經國毫不相干。吳稚暉的意思至為明顯，蔣介石要注明此事，應是避免宋美齡之吃醋。但是，事略與祭文的主人公是蔣經國，并非蔣介石，故而根本無須以此狗尾續(xù)貂。

由此可證此時之蔣經國內心之壓抑，以及為了不致影響蔣介石與宋美齡之關系，表現了他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親之意旨為意旨。關于毛福梅的歸葬事宜及立碑、傳略、祭母文，實際上最后都有蔣介石干預的影子。例如，吳稚暉寫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顯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蔣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勒的卻是“顯妣毛太君之墓”，這最后手筆乃是蔣介石修改后的結果，說明蔣介石仍覺得以“夫人”稱呼毛福梅似有不妥，為免造成宋美齡不快，故修潤成“太君”二字。按唐宋之間，凡四品官都可稱死去的母親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