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集體生活之民主觀念”？這是政治生活的一種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以集體自決（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的方式來塑造公共生活的形式與方向，參與決定重要的制度和政策，這包括對公權的監(jiān)督與約束。但長久以來，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主流民主觀念偏重防范政治精英的權力濫用，而疏于警惕經濟精英的權力。因為經濟被看作一個應當由市場邏輯主導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競爭”領域，經濟權力也就被視為免于民主監(jiān)督的“私權”。但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深刻揭示了這種“私權”可能造成的公共危害。

早在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初，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就指出，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都會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都可能驅使人們冒險逃避規(guī)則的制約，導致腐敗。西方目前公共生活最嚴重的腐敗不是來自政治領域，而是發(fā)生在經濟領域。因為公眾對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覺，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機制不斷地與政治違規(guī)行為斗爭，憲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惡性的政治腐敗。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生活中，市場行為沒有受到類似的制約。最近幾十年以來，經濟精英的傲慢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一種不受約束的經濟權力（正如阿克頓所指出的）當然會導致極度的腐敗。

的確，金融資本的運作缺乏有效的制度監(jiān)管，其高度專業(yè)化導致的嚴重信息不對稱也為操縱與欺詐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一切都背離了“市場的理想狀態(tài)”。而在危機爆發(fā)之后，金融寡頭并沒有為他們貪婪與欺詐的后果獨自承擔責任，反而利用他們的權力將金融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普通納稅人。

因此，公眾完全有正當的理由來要求對所謂“私權”的運作（以及“私權”對“公權”的滲透）進行民主干預。如果現有的規(guī)章政策無法有效地實施這種干預，抗議運動就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這正是“占領華爾街”的主旨之一。齊澤克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聯姻已經結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談論“美國今天的民主革命”就并非不可思議：以民主的力量來抵抗惡性資本主義的反民主力量。然而，無論這場革命如何聲勢浩大，也并不是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根本顛覆，而是在這個體制框架內并依據其政治理想的“繼續(xù)革命”。這同時表明，投票選舉之類的“程序運作”并不是美國民主的全部，生機勃勃的公民運動從來就是其民主實踐重要的內在組成部分——從早年的工人運動到后來的民權運動，直到今天針對金融寡頭的抗議，一脈相承地擴展了政治集體自決的領域。而這場抗議運動是否能像以往一樣在法律與政策層面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僅取決于公民的行動意志，也取決于政治精英對更為激進之民主訴求的判斷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