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北圖在20世紀80年代做過嘗試，當時用傳統(tǒng)的裱裝技術(shù)托裱了幾個卷子，但效果不理想，于是停頓了下來?，F(xiàn)在如要啟動敦煌遺書的修復，事關(guān)重大，涉及一系列具體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敦煌遺書應不應修？能不能修？怎樣去修？為此，我們召集了幾次論證會，請諸位老專家進行專題討論。會上，各位專家暢抒己見，其中冀先生對敦煌遺書的修復與編目表示堅決支持，明確表示敦煌遺書應該修、能夠修，還指出修復的基本方針應該是“救命為主，治病為輔”。冀先生的這八字方針獲得與會專家的一致贊同，從而為開展敦煌遺書修復奠定了基礎。此后幾年，圖書修整組在冀先生這八字方針的指導下，不斷實踐與總結(jié)，最終確立了以“最少擾動”為基本思路的若干條修復原則及與此配套的修復方法，成功地修復了大批以前無法上手的原卷。修整組的出色工作得到國際敦煌學界的充分肯定，也為敦煌遺書編目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前述那件我不敢動的殘卷，為唐寫本《尚書》，經(jīng)過修整組的精心修復，整舊如舊，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反映北圖敦煌遺書修復工作的標本之一?；貞洰斈辏绻皇羌较壬鸀槲覀兇驓?，為我們指明方向，我們實在不敢遽爾開展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也無法對敦煌遺書進行編目。那樣，敦煌學界期盼已久的北圖敦煌遺書編目整理，不知還會拖延多久。所以，談到北圖敦煌遺書的整理，我心中就充滿了對冀先生的感激與思念。

當時，為了提高善本部工作人員的業(yè)務水平，北圖曾經(jīng)邀請諸多專家到善本部作講座。講座不對外開放，參加者均為善本部的工作人員。冀先生也應邀專門講過古籍善本知識。還記得她當時講了很多應該怎樣愛護古籍的常識，包括怎樣從庫中提書、走路時應該怎樣捧書、怎樣從木盒或函套中取書、閱讀時怎樣放置書籍、怎樣翻閱書籍，包括放置善本的桌子應該擦干凈，桌上不能放有水杯，看書不準用水筆等等。說起來都是善本部的一些老傳統(tǒng)，但對我來說卻是一次很好的樹立善本意識的教育。善本部有部分工作人員是紫竹院新館建立以后入館的，為民族看護國寶的責任心都很強，但大多缺少傳統(tǒng)規(guī)范的培訓。冀先生的講座對大家都是及時雨。

我曾經(jīng)有幸陪同并觀摩冀先生考察、著錄古籍，受益匪淺。

那是1989年冬天，河北豐潤發(fā)現(xiàn)了《遼小字藏》。以前只在高麗《東文選》中知道有這一藏經(jīng)，從未有人得見實物。應縣木塔發(fā)現(xiàn)《遼大字藏》之后，還有人以為遼代只有大字藏經(jīng)，所謂小字藏經(jīng)乃記錄有誤。此次豐潤發(fā)現(xiàn)《遼小字藏》，證明《東文選》的記錄是可靠的。由于遼代禁止圖書出境，故傳世遼代書籍極為稀見，北圖作為國家館，亦無收藏。得知這一消息后，冀先生提出親自去考察，以將這些珍貴典籍納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由于藏品收藏者為當?shù)匚墓芩?，我們事先到國家文物局辦理了相關(guān)手續(xù)，然后由館里安排車輛前往。陪同前往者有陳杏珍先生，還有陳紅彥、胡謙與我。

因豐潤縣屬于唐山地區(qū)，故我們先到唐山文物局。對方提出雖然有國家文物局的批文，尚需省文物局的批示。這下我們有點為難，莫非還要驅(qū)車去一趟石家莊？后來我反復與國家文物局、省文物局有關(guān)方面電話協(xié)商，總算放行，于是來到豐潤。豐潤文管所有關(guān)負責同志解釋，前此已有某某前來看過，說這是極其珍貴的文物，不能再給其他任何人看，所以管得嚴。